安徽省公安机关在调查中发现，一段时间以来，一些涉嫌非法集资的企业成立时，有的官员端坐在主席台上；企业周年纪念时，有的官员到会侃侃而谈。官员和企业老板的合影挂满了这些企业办公室的墙壁，官员视察的照片占据了企业宣传册最显要的位置。种种迹象表明，在这些官员与非法集资的企业之间，存在着非同一般的利益关系。

　　新华社昨天发表评论《领导干部谨防沦为非法集资的“活道具”》，认为“少数领导干部已经沦为非法集资的‘活道具’和‘广告’，暴露出其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存在的诸多问题”，“虽然领导干部绝大多数都是无意间充当了非法集资的‘活道具’，但其巨大的广告效应正是这些骗子公司梦寐以求的，客观上起到极大的误导作用”。将这些与非法集资企业打得火热的官员称为“活道具”，可以说一点儿也没有诬陷和贬损他们。这样的“活道具”远非安徽所独有，在其他地方也时有所见，而且，有的官员并不是“无意间”充当了非法集资企业的“道具”———他们既然身为地方官员，无论就其地位、见识而言，还是从获取信息、动用资源的能力看，都不会是轻易上当受骗的“低能儿”，所以，他们不会平白无故赤膊上阵为这些企业呐喊鼓噪，对于自己能够为企业发挥的广告宣传作用，他们一定也有着清醒的意识；他们对群众和社会起到的极大的误导作用，往往也不只是客观的结果，而更可能含有主观的成分。

　　仔细分析起来，某些官员沦为非法集资企业的“活道具”，一般有三种表现形式。其一，官员只是出席企业的会议，参加企业的活动，此外没有更多更深的介入。只要官员在会议上亮了相，在活动中剪了彩，企业就有机会将官员的形象用来进行广告宣传；与此同时，某些官员亮相、剪彩也不会白忙一场，他们会收取少则一两千元、多则上万元的“出场费”（2004年7月13日《中国青年报》）。这些官员的身价相较明星大腕或许并不高，但他们将自己的形象就这样“卖”给企业，却十足令人痛心。

　　其二，某些官员不满足于默许非法集资企业将自己的照片挂在墙上招徕生意，而是身体力行参与到非法集资活动中去，与非法集资者一起“坐庄”、“操盘”以牟取暴利。如三年前辽宁省丹东市破获一起非法集资案，一个只有中专文化的护士非法吸纳公众存款1500多万元，警方发现，该案能够发展到如此规模，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少数官员直接参与其中。

　　比上述两种形式更胜一筹的是，一些地方的党政机关和政府部门不惜透支公权力的公信力，为非法集资的企业进行信誉担保。如安徽省太和县双阳集团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涉案金额高达6.4亿元。该案之所以能持续近十年、涉及公众存款户6000余户，关键在于当地一批领导经常到双阳集团视察，为该集团及其负责人戴上一顶又一顶光彩照人的桂冠。在双阳集团资金链出现问题时，当地政府甚至动用财政资金给予资助，从而在社会上产生了更大的欺骗性，使更多群众陷入到骗局之中。

　　非法集资者搭台圈钱，某些官员和政府部门捧场助兴甚至参与分肥，双方一唱一和配合默契，群众一眨眼工夫就被骗得血本无归，这样的故事为何能一再上演屡试不爽？面对某些官员与非法集资企业的“大合唱”，我们实在很难说一定是后者将前者“拉下水”，很难说前者只是“无意间”沦为“活道具”而成了“从犯”。公安、司法机关依法严厉打击非法集资活动，绝不能放过这些面目暧昧的“活道具官员”，只要他们参与了非法集资的“演出”，无论只是收取了出场费，还是接下来还有更进一步的运作，都必须为此承担党纪政纪责任和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