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不倒的洪金洲已经被纪委带走调查，可从报道来看，洪金洲真还不是贵州省范围内的人告了就倒的。据说凯里市曾有官员举报过洪金洲的问题，但他三五天就能知道举报内容。而像樊虎这样的商人即便实名举报，给中纪委、贵州省委、纪委、检察院等部门写举报材料，最后省里的处理意见，也只是三次要求凯里市进行妥善解决，若凯里市真的动手“妥善解决”，我想也不用“三次要求”了。若不是刘铁男案发，洪金洲因为“进贡”给刘铁男100余万元，被供了出来，即便包括很多地产商在内的人上北京告他，说不定他的豪言壮语也不会这么快落空。

　　洪金洲哪来的自信说能告倒他的人还没生出来？是不是出于对自己“能量”的坚信，“贵州省范围内”他已勾连好一张牢固的防御网，让举报者无法突破？还是出于对制度之网的不屑，再怎么举报他，他也能找到或撕破一个洞胜利逃出？或者是因为权力与金钱让他双重膨胀，觉得自己拥有的权力能恫吓举报者，自己拥有的金钱又能收买监督自己的权力？

　　有人说食权者造福与加害的能力越强，权力收益就越大，我想还可以补充一条，那就是食权者“避祸”的能力越强，他挥舞权柄恣意妄为的胆子就越大。洪金洲作为地方一把手，又是一贯独断专行，真可谓“上级监督太远，下级监督太险，同级监督太难，纪委监督太软”，再加上贪官贪了钱毕竟要顾及退路，每每会拿出大量赃款供奉给上级的贪官，也会拿出一些利益去拉拢平级或下属的贪官，结成利益同盟，直至自我感觉在一定势力范围内已很安全。正因如此，一个贪官被擒，常常会有一窝贪官倒下。洪金洲被查后，凯里市的陈姓副市长、人大副主任、国土局局长等一批官员也被带走，分明是一场窝案。

　　几年前被枪毙的“中国纪委书记第一贪”曾锦春，据传他曾自称“告不倒，查不倒，管不倒”。这个“三不倒”终于倒下后，在狱中曾反思称：“制度已经很多了，关键是加强制度的认真落实和执行。”他特别指出，要防止“300多条制度就像挂在墙上的月亮一样”。监督官员的制度一旦成了挂在墙上的装饰，洪金洲们自然会滋生出“告倒我的人还没生出来”的冲天“豪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