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旅画家裴开元

　　书画圈网记者王喜英 李秋霞报道

　　记者：裴老师，您好，我们知道，您既是一位军人，又是一位画家，那么军旅生涯对您的艺术创作有什么影响？

　　裴开元：首先，军队是一个特殊的战斗集体，官兵来自五湖四海，俗语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说明，无论战时还是平时，军队的流动性都很大，有很多不确定性。我有幸经历了三十多年军营生活的熏陶和历练，尤其最初我是从南方到北国边陲军营的，有很大的地域差别。有了当兵的经历，使我深深体会到：坚韧不拔的意志、必胜的信念和无需提醒的自觉对人的成长的重要意义。这也使得我在后来的艺术创作活动中，无论面临怎样的困境，都能够愈挫愈勇，始终坚守自己的艺术梦想，向着既定目标迈进。

　　其次，军营也是我绘画事业的起点，也是我理想升起的地方。而火热的军营生活不仅赋予了我艺术创作灵感，更是诞生我的艺术生命的摇篮。比如，我的主题性人物画创作就是很好的证明。

　　记者：通过欣赏您的画作，感叹于您对艺术创作的倾心与执着，那么，在艺术道路上，您是如何理解生活与创作、传统与创新之间的关系？

　　裴开元：在艺术实践过程中，我认为，生活始终是第一位的。任何一种文化活动，都是要有对生活的观察感悟，深刻理解与经验的不断积累的过程。换言之，没有实践，就没有经验。只有在实践中摸索、提升，尤其是提升到一个理论的高度，才会有所突破，有所创新。这就好比人行走，先是学会走路，才有可能会跑、会跳。绘画创作亦是如此，先是基本功的训练，然后到生活中多观察、多写生、多感悟，包括古今中外的经典作品都要不遗余力的汲取其精华，然后在实践中慢慢形成自己的思维方式，进而形成一种较为固定的艺术样式。可见，所谓创新是相对的，它是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提升和完善的过程。另外，严格意义上来说，艺术也是不分“新”与“旧”的，它只有“好”与“不好”的区别。

　　传统与创新的关系，就好比父子关系，这种血缘关系在中国文化体系中俯首皆是，几乎是从未断裂过。艺术实践离不开传统，没有传统，创新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传统就是水之源头，就是根，但也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记者：您的绘画创作主要分三个方面，请您详细谈谈每个方面的创作意图和希望通过画面表达的诉求是什么？

　　裴开元：总体来讲，我的创作题材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主题创作，二是以少数民族风情为主的现实题材（包括矿工系列），三是高士系列。主题性绘画呢，在中国这种社会制度下，或者说在军队这种环境下，它有弘扬主旋律，反映时代风貌这么一个总体要求。对人物画家来说，首先要求画家要有过硬的造型能力。正如徐悲鸿先生所说，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通过对素描的学习，有了手、眼、脑联动的基本的造型能力之后，才有可能进行人物画创作。当然，还有对主题的把控，人物精神面貌的刻画等等。所以说，从事主题性人物画创作，也是展示画家基本功和造型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是少数民族风情创作，主要是西藏组画，也包括矿工组图。这部分作品从造型要求来讲，是和主题性人物画创作的要求是一致的。不同点在于，这类作品没有明确的主题限制，或许便是远离了政治，你可以任意选择题材和内容。二十年前，我就选择了富有典型民族风情的青藏高原，这两年又开始矿工组图创作。这样的艺术实践不仅能够尊重自己对生活的最初的切入点，还能够最大限度的进行造型与笔墨结合的有效训练。这也为日后成就个人风格大有裨益。

　　三是高士系列。所谓的高士，主要是指古代的文人雅士，他们是传承中国精英文化的特殊群体。具体讲，就是山水树木与古代人物的合理组合。以往都是按照物象的比例大小构建二维空间，以古人的“丈山、尺树、寸马、豆人”来处理远近高低的比例和空间关系。但我在创作高士系列时，不拘泥于这种固化样式，而是将人巧妙地安排于山石树木之中，让其可行、可居、可卧。就是随性而为，着力于画面的合理性，而不拘泥于具体的比例和空间关系，仅此一点至少是区别于先贤和今人的。在笔墨架构中极力推崇写意性和书卷气，从而使得画面充斥着空灵之气。

　　记者：从您的创作来看，作品的题材、技法等都较为独特，那么，在您心中，对自己的创作风格有一个怎样的定位？是什么促使您的画风出现这种变化？

　　裴开元：我认为，一个画家的作品没有个性，就等于没有了生命力。建国以前，美术教育大都是私塾式的师傅带徒弟模式，相对而言，成才概率高。但，视野局限，方式过于单一，不注重写生和个性培养，造成许多画家要么是食古不化或作品概念雷同，而鲜有个性。如今，美术教育大普及，院校的路径都是从临摹到写生，再到创作。而只有创作才会有个人的风格定位。我当然属于院校教育或者叫科班出生了。早期，我的创作受制于固定格式，是以单一的写实为主，缺少艺术表现，或者说缺少文气，随着年龄增长和思想的不断成熟，以及对绘画技法的探索和锤炼，逐渐将写实和写意结合起来，注重最初直觉和瞬间情愫，继而舍弃形体而偏重于物象的精神内核和自我意念的主观表达。我始终把追求画面的“味道”和空灵感放在首位。这种风格的变化是一种长期的渐变的过程，而不是突变。显然，艺术风格的形成，跟人生的经历，思想意识，艺术技巧，还有反省能力等都有直接的关联。

　　记者：中国传统绘画非常注重个人的综合修养，而加强文化修养也成为画家提高创作水平的不二法门，那么您是如何看待绘画与文化修养的关系？

　　裴开元：文化修养是多方面的，比如，一个摆地摊卖字的先生，他为什么写了一辈子也称不上是书法家呢？归根结底就是因为他是重复性劳作，他可能就会写他熟悉的几个字，或者只会写一种书体，而不知其来龙去脉，也就不能举一反三，当然就不会有自己的风格。恐怕也从未涉猎过什么书法史或书法理论，这就是一个文化素养的问题了。古人品画，讲究的就是“诗、书、画”一体，就是多种文化的渗透和参悟。李苦禅曾说：“书至画为高度,画至书为极则”，可见，只有画中融入书法，才可能达到极至，这是说书法对绘画的重要性。可以这样认为，只要与艺术相关的东西，你了解体悟的越多，视野，胸襟越开阔，境界和气格也就越高。尤其是当艺术达到一定的高度时，综合素养就显得尤为重要，可以说，它就是支撑艺术持续发展提升的基石和阶梯。如果综合素养不够，或过于单一，不仅难有艺术高度，还会使作品流于肤浅和庸俗，更没有意境可言。

　　记者：在您的艺术创作中，肯定遇到过不少困难和挫折，能不能分享一下您克服困难，寻求突破的事例？

　　裴开元：的确，任何人在艺术创作过程中都会遇到了不少挫折和困顿，就好比苦难是悲剧创作的老师一样，当然，这有被动与主动之分。客观环境的悲苦，往往于个人无力改变。这里，我只讲创作心路中的磨难。例如，2013年“非典”前后，当创作高士图系列，要确立某种区别于时俗的表现形式时，就举棋不定，徘徊许久，可以说心理痛苦异常。是为纠结于二维空间内人物和山水的比例关系，还包括笔墨构成与画面的整体协调性。在创作西藏风情组画时，又尝试用画小品的笔法去表现，实验了一段时间后，发现感觉还是不适合自己。当时，思想处于一种混沌的状态，经常怀疑自己的选择。体现在创作思路不清晰，表现形式不明确，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摇摆不定。后来，还是通过对美术史，尤其是历代经典作品的研磨，包括对任伯年，陈老莲，及当代名家作品的反复研读，才逐渐理清了思路，明确了自身定位，扬长而避短。然后就是无数次的失败教训和经验总结，这才逐渐确定了自己的创作样式。这一点，已经体现在日趋走向成熟的高士系列作品中了。

　　记者：许多画家到一定程度之后难以继续进步和突破，甚或终身不入法门，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裴开元：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有的人终生踌躇于旁门左道而不入法门，浪费了时间和精力，甚至中年改行。其实，勤奋、天赋、机遇，是成就事业的最基本要素。这主要是个人定位问题，俗话说，“鸡打鸣、狗看门、马拉车”，就是什么样的人适合做什么样的事。有的人虽然聪明，但他的聪明未必是在绘画这个点上。所以说，自己适不适合吃画家这碗饭，走绘画这条路太重要了。如果你不是这块料，尤其是勉强上了美术院校，恐怕也会耽误自己一生。应该说，早期入门投师也很重要，常有言：“取法乎上，得其中，取法乎中，则得其下”。前面说得是自我选择和定位问题。另一个方面，决定一个人艺术成就和高度的还有他的认识高度和综合修养。心胸偏狭，过早的固执和自我膨胀，境界必然低俗。而综合能力欠缺，甚至是过早的玩“独门绝技”、“一招鲜”，仅满足于技巧的纯熟，其艺术品格上的提升和突破只能是奢望。还有就是要善于学习借鉴和自我反思，这里包括相邻的艺术门类，此为众妙之门。

　　记者：在您的绘画创作中，既遵循了传统文脉和精髓，又融入了西方艺术的技巧，请谈谈西方艺术及其观念对当代中国画创作的影响？

　　裴开元：从现代艺术发展史来说，上世纪初，即有许多国内艺术先驱走出国门接受了西方现代艺术的熏陶，并开始传播到国内，有意无意间刺激影响和改变了近现代中国艺术的发展轨迹。就国画而言，影响较大的是中央美院的徐悲鸿和蒋兆和的教学体系，先是在中央美院，然后发展到全国，乃至影响至今。其核心是用西方的造型理念改造中国画，具体说来就是素描与笔墨的相结合。这一理念对当代中国人物画创作影响至深，而且远没有结束。西方艺术在世界确立领导地位，是伴随着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的完成而不断推进的，既不是单一的文化体系和文化现象，也不是在某一国家的实践结果。但传统的中国绘画却是一个很完整的自我完善体系，已逾千年而不衰，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在经受西方艺术及其观念的影响下，产生了包括水墨实验、水墨张力、新文人画等，但总体来讲，其底线没有受到根本性的冲击，这个底线就是“笔墨”。总而言之，中国画既应该坚守和传承中国传统文脉，又要不断地吸收、借鉴西方艺术的精华，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才能相得益彰。

　　记者：我们知道，您不仅擅长绘画，书法也有相当造诣。请谈谈您的习书心得。

　　裴开元：文字，是人类文明发展和延续的最有效的载体，而书法为中国所独有，是这一文明体系中的一朵奇葩。就书法的文化内涵而言，远远高于绘画，用“博大精深”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书法剥离于文字，成为独立的一门艺术，大概始于魏晋时期。以“二王”为代表的书风，影响了国人一千多年而活力依旧，足见书法艺术的魅力和生命力了。我认为，就从事中国画创作而言，书法和绘画就像人的两条腿，缺一不可，它们是可以相互融汇借鉴的姊妹艺术。在技术层面上，书法无疑是线的王国和线的艺术，其律动的抽象意味神鬼莫测，惊天而泣地，对绘画极具启示和引领意义。如，行草书的线可以直接运用到写意画中，而对大写意画尤为如此。可以断言，对书法文化内涵的领悟程度以及书法水平的优劣直接决定着画者的绘画水平的高度和艺术格调！同时，书法在传统文化体系中，既有审美意义，也是实用书体。作为中国人，我们不仅要在思想上重视书法，更要从孩童开始学习书法，让这一人类灿烂的文明结晶代代相传，世世相续。

　　记者：您对当下艺术创作现状有什么看法？在当今浮躁的大环境下，艺术家应该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心境？

　　裴开元：不同的画家个体有其独立的价值取向，在选择的题材、内容上也各不相同，可以说是各显其能，各得其所。现在，已经不是主题先行的时代了。艺术创作，已然真正能够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历史进步和社会文明的一种体现。所以，无论是大题还是小材，哪怕是梅、兰、竹、菊，只要是积极向上的，能够表达作者真情实感的或者展示时代风貌的作品都是好的作品。我认为，当下艺术创作的多元化是可取的，成果是斐然的。比如，对798、宋庄等艺术区的诸多艺术形态，应该予以足够的关注和包容。

　　至于画家的创作心境，我的高士系列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古人在这个问题上已经给我们做了很多范例，早有“达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之说。现在的社会正处在激烈的转型阶段，人心浮躁不安，甚或凡事唯利是图。体现在艺术领域，就是很多画家想的不是学术研究，不是如何创作出好的作品，而是频频出没于各种名利之场，忙于江湖应酬，挖空心思去想着如何出名或怎样挣钱，这是一种极其不好的社会现象，是披着艺术外衣的“假”、“丑”、“恶”。一个负责任的艺术家，应该有艺术良知，更该有社会担当。无论是把艺术品当做追名逐利的敲门砖，还是把艺术创作变为实现个人贪欲的工具，都必将会导致人性的丧失和人格的异化，其结果便是人心不古，世风日下，贻害后世！人格魅力没有了，艺术品格也无从谈起。这是我的艺术立场，也是我的创作心境。

　　艺术简介

　　裴开元，江苏省泗阳县人。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美术系中国画专业和中央美院造型研究班。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空军美术书法研究院创作员，空军装备研究院创作室副主任、中国美协创作中心委员、中国美协蒋兆和艺术研究会会员、中国长城画院理事、吉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吉林艺术学院特聘教授、中央美院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