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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临之：小说家、诗人，原名苏林，一九八四年生于湖南，现居杭州。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当今青年一代有代表性的作家，2011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自2008年起，在《上海文学》《天涯》《山花》《青年文学》《西湖》《创作与评论》《作品》《特区文学》《文学港》《文学界》等杂志报刊发表小说，共计八十余万字。近年，相继入选《天涯》、《创作与评论》、《西湖》等杂志举办的80后文学大展专辑，多篇小说被选载，作者多次被《文艺报》、《文学报》等专业报刊评论。获2011年梁斌文学奖，浙江省作家协会青年作家成就奖。
主持人：江楠，京津冀文化网执行主编
嘉 宾：叶临之，新锐作家
连 线：李仪，京津冀文化网驻站作家
江楠：欢迎叶临之做客京津冀文化网。
在此之前本网驻站作家李仪曾专门向我介绍过你的情况，他说有一个“80”后作家非常值得关注。为此，我专门了解了你的一些情况，比如你生于湘中，负笈津门，留学日本，文字以小说见长，近年，作品遍布南北各地的重要刊物。能再详细介绍一下你的情况吗，比如你的生活经历？
叶临之：感谢李仪老师的邀请，感谢贵网站的采访。写作是一种放弃自己、心灵拓展求于整个人类的事。我身上的各种故事影响了我的各种角色，至于这些反映某一面的角色，连我自己都要好好辨认，就像辨认指纹一样，需要好好想想。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即使饱学之士也没什么，作为一名作家，我很少涉及个人的经历，作家除了作品，我不知道经历能代表什么。实在摆脱不了说经历亮人生的时候，我也只是想对这个世界笑一笑。我真不想这样，可是面对现实，又有什么办法呢。经历于我看一文不值，它带给我的，我只想到抗拒，通过它，唯一的好处就是可以把我想要表达的故事写了出来，写了一批大城市为生活焦头烂额的小青年，写了追求幸福的青中年男女，写了小城镇的警察，写了打工者、艺术家和时光，写了咸家铺，写了一些姓咸的农民，也写了驴子、青蛙和马等等可爱的动物。
我是个追求普通人之心的青年作家，对文字负责，不去说谎而已，不同的人生注定每一个作品的风格化，让人性原形毕露而已。生活上，我却是力求过得纯净些，力求真诚，不必遮掩自己的内心。纯净的内心，这是一面可以照看自己的镜子，也是一种审美，江南的审美，精神的审美，更放大点是连绵舒展的国土的审美。我把它们做成文字的机关藏起来，装进精致的盒子。
江楠：前几年，“80后”作家一直是中国文坛争议不断的话题，但是我注意到，在这两年有关“80后”文学的研究中，关于对这一代作家的认识似乎在悄然发生变化。人们开始意识到，这一代人的文学写作正在逐步变得多样，认为其中蕴含着重要的生长力量，而“80后”作家作为个体的意义也逐渐得到关注。的确是这样，无论我们的文学经历过怎样的历史时期，“80后”作家以自己独有的叙事方式和写作经验闯入文坛，已成为当前不可忽视的一个群体。
听李仪说，你最初是以诗人的面目出现在文坛的，我看了你的照片，也的确有着诗人的忧郁，那么作为作家个体，我想问一下，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诗并进入小说写作的，这两者有什么关联吗？
叶临之：诗人和小说家是两种不同类别的人。诗人是关乎灵魂的事，而小说家是三教九流，从尘世中来到尘世间去，摸爬滚打，满面的灰尘、泥垢。我喜欢诗歌，很小的时候开始写诗，但是我是一名小说家。这样的身份或许注定了我与生俱来可能有一定层面上的跨界，虽然我现在认为诗歌无法完全表达这个世界，现在，我写诗很少，可是我尊敬它，小心翼翼地把诗放进我时光的篓子里，不经意间，它又抖了出来，哪怕是写小说的时候，它就出来了，我丝毫没有任何办法控制，也没办法放弃神话的过程，诗歌永远就是一个神话。
如果诗人的称号能宽松地赠与，我承认我是。我是诗人，更是小说家，对于这样的说法，我像审视他人人生的路人一样，除了惊奇世界的魔力，我丝毫没有觉得半点奇怪，原来世界还有这样一种小说家。小说家与诗人的语言是不一样的，如果诗人的工作是直入人类的心窝，与它角力的话，小说家的工作又加了一层，就好比文字上与时间赛跑，但小说的技术，完全可以借助诗歌的扭力，特别是精神探索的掘进，而我恰好是这样一种人而已。
江楠：我们了解到，《西湖》杂志今年第12期刊登了你的短篇小说专辑，这个情况李仪可能更清楚一些，下面我们连线李仪，请他做个简单介绍。
李仪：是这样，《西湖》12期出刊后，苏林（叶临之）给我邮寄过来一册，这期杂志重点推出了他的部分作品，包括小说《地震圆舞曲》《金鱼》和他本人写的创作谈《小说，让它死了吧》，还包括评论家唐诗人的一篇文学评论《分裂时代的内心叙事——叶临之近作印象》。另外，记得今年，他还发表了他的先锋之作《猎人》等。
其实据我所知，在此之前，叶临之作为80后代表作家，已经被多个权威杂志重点推介过，作为浙江省作协“新荷计划”的重点作家，也已经有多家媒体做过专门介绍和推介。
江楠：那么请问叶临之，能不能介绍一下你对小说创作这种文体的认识或者说写作感觉以及主要作品情况？
叶临之：我最关注的事情还是小说，那么还是从小说开始。小说，有时不格局一种思路，也许会取得更好的效果。我是个左撇子，小时候吃饭拿筷子都用的是左手，记得那时我父母觉得这样不行，教育我拿笔和筷子要用右手，可是后来发现，我拿刀还是左手。于是，我就成了这样不太纯净的怪物，一直在独来独往的忙活，也许会这样过下去一辈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倒过来回忆，我走过的路，所做的事，和这个左利手真是有关啊，我怎么经常喜欢率性地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呢？怎么就那么喜欢不韪、写那样的小说呢？或许最初来于这里。
而至于写小说，写什么样的小说，也全因自己的心性，追求，我不求讨巧之事。联想到命运，左撇子真是个讽刺的事儿，它让我主动异化成可以做其他的事，在真与善、美的牵引下，我或许只是一个爱贪玩的学生，无所谓禁区，无所谓畏惧，它全由魔术带给我们。
江楠：这样说来，你自2008年才开始从诗歌转向小说创作，时间不算晚也不能说早，但收获还是挺大的。我想起前些年有人说过，如今“80”后作家群落正值创作力最旺盛、想象力最丰富的时期，但是也有人担心，这个年龄段的作家人生阅历肯定会单薄，当然他们也承认年轻人的阅读量和资讯量是无可比拟的，间接经验同样可以唤起惊人的创作才能。从你的学习和生活经历来看，应该还算丰富的，我想问的是你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
叶临之：我很小就喜欢上了人文类的学问，现在，平常做的比较多的就是人文科学比如哲学和历史与文学的跨界，还有电影和政治对文学的文本影响。我们这些年轻的作者中，我作为比较典型的一类作者，算是我们这代人里的一个异类了，我从最贫苦的农村出来，小时候，吃不饱饭，拿过锄头、扁担，看过生死，看过世界、大海，少年时期，我都怀疑我会成为一个川端康成早年式的悲剧人物，现在能成为这样，全靠我的老师朋友，我的父母家人弟妹。
见得事情多了，也就确定人与社会是相当复杂的事。以我的作品，我举几个例子，例如我写了《地震圆舞曲》，小镇教师王坤申去看望女友，女友刚才去邻省大城市追求明星梦，这一过程中他们都被时代裹挟，王坤申走到了卖肾，女友也分手了，后来他已经不知去向；《唐松的艾叶》，小警察的一天本来平平淡淡，却一天半夜巡视的时候，情况不经意的发生变化了，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成了敌人，原来所谓的亲人、同事都只是利用关系，却没办法。《上邪》里的女道士，整天都是勾心斗角，连上坛的先后排名都要争，女主人公秋成该怎么办？写罢，我觉得很揪心，难过，没法排解。《猎人》里我的亲戚咸老表在丧妻后，沉醉于追逐生命里甚至有些变态的旧时光，我和小说中的“我”一样迷惑，最后，我不得不问，人为什么会是这样，世界里除了光，还有什么？至于《金鱼》，女主人公张亮晴和李溪风更只是一对很实在的杭州市民，他们经历心灵的波折，顺利的恋爱又结合了，至于结合后的余音，以后他们还会有什么故事呢？想想都是那么平淡而动人。这些事情，这些映画，这些文字，想想最后都是可爱的，连驴子和马儿都单纯得可爱。写多了，平常便不再谈及出生经历等等复杂的问题，对于我挚爱的文学，谈来谈去都是它，其他人不再谈论文学的时候，我在想还能谈论什么？
我们这代人分化得如此厉害，更甚者，现在阶级之说又重新冒起，社会在风云变化。早些年和现在，任何专断的文学结论，都可能为时过早，相比前线有着敏感神经的文字家来说，评论家们的目光是滞后的，他们不是行军布阵，只是揶揄已经过去的时光而已。假以时日，我们这些执着于文字的人，不是探险家，却越来越做一件冒险的事：文学的针尖会继续深入生活的肌肤，所激起的都是生命为代价的血花。
李仪：其实依我看，这已经不算什么问题了，现在有的“90”后作家也已经开始崭露头角了，那么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刘绍棠中学时代就开始发表作品，肖洛霍夫在23岁完成《静静的顿河》第一部，马原、余华等一些著名作家也是在这个年龄段写出引发文坛轰动的作品。
我有时很纠结于按代际划分作家，但是又不能不承认它，因为从最近一二十年看，时空好像被压缩了一样，各种文化模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都在很窄的时空内得以表现，代际分化比较明显，而且差异程度逐步拉大。这样看，按代际划分又好像有一定道理。如果这样，我看还是要在创作上对同一代际的作者进行细分才好，当然批评家们有的已经这样做了。
江楠：是这样，代际划分是一个问题，但是与此相关，从创作上来分析显然更重要。这两者结合起来，能够使我们从现代的视野中更科学、全面地来了解这一代作家。
叶临之：我们看作家好像有从代际上分的传统，从上世纪50年代初期出生的那批作家开始延续下来，但这两年扣上“后”这个称号最多的是70和80年代这批人。50年代那批人的写作与现在年轻人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经历了政治运动和长期的政治教育。
而我们这代人，如果说他们是正规军和正统派的话，那我们更像是杂牌军和机动队，能看到，他们是有苏式和传统乡土式的文学背景，而我们，我要说我们——我们暂时压缩在各个行业，无论是从生活状态还是阅读程度上说，我们都挤压得像饼干一样，连整张脸都只能变形生长，想想连脊椎骨都痛了。时空压缩、现代生活节奏明显加快，一样反映在文学的各个角落里。而痛不会让我低头。我是艺术家，或许80后比起前几代人更像艺术家，狡黠的艺术家，他们是这样的——偷换概念，拆肋为骨，机动灵活，相比巨石似的前辈作家，我们都是越南式的小兵，表面不堪一击。上面说的，不止是我一个人，对于我们这一批人，我有观察，确实是这样的。
然而，这些概念没有影响到我，我只是低微地写字，胆战心惊地爬自己的楼，我是文学阐释的一名小兵，风格化的文字和文学思索才是我的工作。这些事情，都是自发性质，我需要谋生，需要照顾家人，但没有特别注重谋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至于我的同行朋友，虽然越来越多的无奈于此，能说什么呢？模糊、跨界，才能说明时代中文学的变化。至于我，主要做的还是文字艺术，故事艺术，先是文字家，文字家会变魔术，再才有可能变艺术家，对，它只变艺术家。
江楠：很明显，现在来看，“80”后作家的创作应该说已经从幼稚走向成熟，他们的作品充满着成熟感和新鲜感，对历史和人生已经有了自己独到的看法，已经成长为文学批评不应忽略的群体。这在河北的作家中也看得出来，比如唐山的唐棣就是近年来非常活跃的“80”后作家，还有年龄稍大一点但在代际划分上也可算是这一代作家的张楚，他们都展现了自己的文学个性，彰显了这一代作家的探索与勇气。
李仪：是的江楠，还回到你刚才说到的问题，就是叶临之的生活经历与别人不一样，这使他的文学视野相对宽阔，文学资源相对深厚，这也是我向你推荐他的原因之一。比如青年评论家冯雷就说，叶临之的作品“既有以‘文革’为背景的历史省思，又有对当下底层生活的细腻体察，他一面低回地叙说着农村的人情冷暖，一面又耐心地倾听着城市男女复杂的心灵私语，甚至还关心着海外留学生的生活遭遇。”我想就题材选择的多样来说，这是属于叶临之自己的地方。
江楠：我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我想提个问题，就是叶临之在创作的时候，你是怎么来看待这个世界，也就是说以一种什么态度来写笔下的人物？
叶临之：小说有很多种作法，遵循于自我的内心，便会有多种多样的小说。如果打个比方，小说有些是水做的，有些是砖头垒砌的，有些是做出来后是不可言说的，有些是形如天马行空的“乱码”似的，全凭特定时期写作时间内的感受，表达和倾诉的意念。
我发表的这些中短篇小说，所谓挑选出来的文学品质，想来想去，故事和最接近文学本身品质的先锋，我特别要强调吗？没有，先锋只是热爱的一个孩子，或许有所偏好，我承认，但是它自己找上门来，来寻找笔头的故事的。所谓的政治和历史，我非要特殊对待吗？也没有，政治和历史，我恨不得踩住他们的尾巴。所留下来的各类人群，我要偏执的添上标签和上帝视角般的说教吗？也没有，那些都不是小说家们的活。真的，那些都不是小说家的事——小说家的事在于围着你的人物团团转，然而又是人物塑造时的真实让我无所畏惧。
文学和艺术结盟的事，我想得最多的倒是，留下的人物，他们都只是普普通通的平凡人，他们的爱恨、欲望在于聪明和狡诈，他们由一种情绪，一种故事，一种时光片段、一种停留的念想织成，构成可以理解的画面和叙说，他们的背后，那么的真切，平淡，不容易的活过，活着，喜乐哀愁，悲欢离合，时代不同，内涵不一，能写出来，就是尽了我最大的倾听和思考、追索。
我要强调的是，人物，有些时候，不是塑造出来的，而是心灵和自然的流露，字字珠玑，使不得半点花招，半点假大空，好比面前出现一个中弹的士兵，面部扭曲的倒地，立即激出死亡的恐惧和血腥场面，你也必须贴进去，眼睁睁地看着可怜的他和他的所有背后，虽然你一样很恐惧。
江楠：就是说，底层人物的情感，命运，生存，始终是你关注的焦点。当然这也是文学的使命。应该说，优秀的作品都具备这样的特点，即历史的高度、人性的深度和艺术的完美。然而每个人写作的角度和手法又总有不同，那么对这个问题我想再连线李仪，请李仪谈一谈对叶临之作品的认识。
李仪：好的江楠。刚才说到“80”后作家群落，其实这些作家也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从网上码字始，然后走向平面纸媒，比如韩寒、郭敬明等都是。为什么我要说是码字，因为商业的味道太浓。再一类就是像叶临之、张楚、唐棣这样的作家，他们没有流连于网络，而是一头扎进生活，探寻生活的秘密。实际上也正像你说的，文学的核心问题是探讨人类自身的命运，追寻人的存在价值和意义，那么这个探索和表现过程，就是对底层人物的生存状况和精神状态的关注和描写，从而构成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镜像。
而叶临之本人，正像他自己说的那样，“这些年来经历了底层乡村、城市、海外，而在定居之前，我可以说是飘忽不定，受时代、国内各种情况包括出生环境的影响。”这样看来，“现代人情绪上的无根与迷幻，内心的漂泊与孤独体验”（黄平、金理：《让我们再来谈谈“80后”文学》），在他身上都会有所体现，这就使他不能不把对生活的认识和思考付诸于小说创作，解放自己的心灵，同时也成为与外部世界联通的通道。
至于叶临之的小说创作，已经有很多评论家专门论及，我总的感觉与评论家陈劲松说的一样，充满着一种宿命意识与悲悯情怀，我们读他的小说，总是从叙事中感受到淡淡的忧伤。其实这几乎是一个共性的看法，这次《西湖》同时刊登的唐诗人的评论中，就是把叶临之的写作称作“分裂时代的内心叙事”，这是相当精准的。另外需要特意提到的就是，叶临之的小说在揭示人的精神境遇方面，“他并不着意要揭示现实背后的深层矛盾和问题，对个人以外的阶层、历史等问题似乎也不太在意，他在意的是某一种独特的人生情境，一种个体化的内心感受和精神世界。”（师力斌《一种有气质的书写》）
这里，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我向学生们推荐叶临之的《金鱼》，这篇小说写的是一对中年人的情感过程，一切都在平淡的叙述中展开，但外表看似平淡，内里却充满波澜，特别是在写到张亮晴在李溪风家里用筷子搅鱼缸里的金鱼时，我简直要拍案叫绝。可是有人就不理解，认为对现实的环境和背景介绍不够。当时我就笑了，我说作者的笔触紧紧贴着人物，没有涉及其他，这恰恰是现在一些新锐作者的写法。这就有如作者手里拿着一把小刀，取材完全取决于这把小刀的宽度和厚度。我事后想了想，这种情况在张楚等作者那也有，只不过在叶临之这表现得比较突出罢了。
我还想提示一下叶临之对人物的描写，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作者基本没有对人物的外表描写，至多是动作的描写，而且不多。读后你能想象这几个人物外貌的特点吗？根本想象不了，因为作者没有介绍。可是人物的命运清晰吗？当然清晰，起码是不混沌。对此，我的感觉是：作品中的人物是难以具体化的人物，是有着符号意义的人物，而这正是典型的后现代的写法。
说实在的，任何时候都没有绝对的事物，在现在的写作时代，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界限已经不清了。生活就像万花筒，现在的写作状态也像万花筒，那筒里装的是碎水晶，谁也不突出，就看转动时的角度。
江楠：谢谢李仪。那么我想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叶临之有过一段在天津求学的经历，那也有几年时间了，请问这一段的生活和学习经历对你的文学创作有什么意义？
叶临之：我对天津怀有美好和痛楚的记忆。美好来自于学问、人师、外面的世界和食品小吃，在于它独特的天津风味。回想起来，会出现那么多善良的市民，有坚毅轮廓线的知识分子，有如流窜犯一般的本地小贩和外来小贩推着手推车卖大饼鸡蛋、煎饼果子等，这些分镜头历历在目，现在，我仍然记得他们的每一张脸。每一个画面都构成热情的怀念，它们与深沉的海河一样，一贯相连。这里要提及一位诗人，是一位伟大的母亲诗人田放老师。田老师的爱是朴实的爱，虽然她写诗，与严肃的小说艺术或许不相关联，可是这都没有什么，我看到的是她那宽广博大的人性之爱，这样用生命行走的精神，一直提供了我泉涌般的创作动力。
而我要说痛楚，痛楚初始来自于远赴北方，来自于人的相互间不可理解，后来，伤口精神化，好比开始了漫长的流放，精神的揭幕。十年后到如今的变化，也只是创作力的一次起点。剔除笔下的人，我说不好艺术家是种什么样的特殊人物，不过，常识告诉我们，艺术家来源于现实流放和悲伤，这造成艺术家与作品骨肉相连的命运，一波一波心酸又快乐的命运。如果人的经历是一波连一波，那么，作为艺术家，文字的创作提供他的，会是永恒的动力，毫不放弃的抵抗、注入、激扬。我在写作，当打开窗子的时候，它是冬天的火车碾过无垠的雪境，走过来悄然无声，我却能触摸到它，原来这些就是所谓的命运和哲理。
是经历造就艺术家，很大程度上，艺术家的造成，不是艺术家一个人的事，不是他所能左右。我很早就开始此类艺术思想的学习，然而真正出发却是从天津才开始，记忆化为了欣然，成了美好。我离开天津约摸有十年的时间，再回首，天津仍然是一座美好的城市。
江楠：好的。
很幸运今天有这一场关于小说创作的对话，谢谢李仪老师，祝愿叶临之在文学之路上取得更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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