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沈彬，上海律师

上海警方最近公布了两起“暴力抗法袭警案”，并已经对当事人刑拘（中新社11月11日）。

案件之一是警察向摩的司机冯某，当场同时开了两张罚单，事后冯又遇到该警察，怒从中来，用拳头、头盔打了他，致其昏迷倒地，后被围捕擒获。看样子，冯是以妨害公务罪被刑拘的，刑法277条规定“妨害公务罪”指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可冯并不是在开罚单时打的警察，主观上似乎没有“阻碍执行公务”的犯意；如果他仅仅是想报复警察而不是“抗法”，那就不构成“妨害公务罪”，而是可能构成“故意伤害罪”，但前提是警察必须被打成法医意义上的“轻伤”，比如骨折，否则就是一般治安违法，不是犯罪，也不必对其刑拘。警察伤势如何，不得而知，但“凶手”的确已经被他的同事们抓了起来。

我们注意到，在袭警案中，是警方为“咱们的人”（哈尔滨六警察殴伤人命案中某警官的解说词）出头，在检察院批捕之前，全程都是由警方自己来抓捕、审讯、刑拘和取证的，这时取得的证据、供述几乎已经决定案子的性质和当事人会受到的刑罚，检察院、律师事实上已经很难改变最终的审判结果了，这就让警方制度性地处在一个尴尬的地位——做自己的法官，我们相信大多数情况下警方是客观公正在依法办案，但我们更相信制度。面对自己的战友的鲜血和死亡，那种胸中必然产生的愤怒和恐惧的通感，是人之常情，在办理案件时会否带入情绪呢？程序的正义是实质正义的保障，但是我国的刑事诉讼中没有与此相关的“回避”规定，这必须使普通民众对案件的公正性产生质疑，从而增加了民众与政府之间的误解和隔膜。从公安部门的角度看也是地位尴尬：办轻了，警察不答应；办重了，舆论不答应，这势必让警方在法律之外另有“权衡”，这就有悖于法治原则。

此外，我国法律固有“官打民”和“民打官”的处罚不平等，也在腐蚀着普通草根民众的法治认同感，我国刑法277条规定的“妨害公务罪”在司法实践之中，对公务人员只要有一般的踢打、推搡甚至打落“大盖帽”就可构成犯罪，比如上海曾有一案子，某女士按悬赏广告交还拾到的钱包时，失主拒不兑现承诺并报警，该女士脾气暴躁，在理论时打了警察一记耳光致其大盖帽落地，结果被判有罪，而警察脸上只淡淡有个红手印。而“官打民”的犯罪门槛却很高，比如“刑讯逼供罪”、“暴力取证罪”，警察对当事人殴打刑讯，甚至骨折等法医上“轻伤”的，一般也是内部做纪律处分、开除公职了事，司法实践中，一般要致当事人重伤、残疾、自杀等严重后果的，才可能犯罪，故民间有“被自杀”一说。相信面对这种在保护警察和保护平民之间法律上的巨大落差，普通民众产生的屈辱感是实实在在的。

改革三十年来，我国的法治建设突飞猛进，公民的权利意识空前提高，对国家司法机关办案的透明性、公正性和程序合法性的心理期待也有巨大的提高，所以在处理袭警案中，我们期待公安部门能做得更让普通百姓心服口服。公权机关的谦抑和公民私权的高涨，是法治社会的两极。

 (本文来源：荆楚网 作者：沈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