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的祖籍在湖南省湘潭县石鼓镇、那个因闭塞贫困而被称为“十四国”（清朝时属湘潭县第十四都）的红薯窝里。15岁之前，我随父母在湘潭县易俗河镇一带生活，对“红薯窝”可说一无所知，直到1969年作为知青回到原籍落户，才慢慢对它有所了解。经过9年与父老乡亲同呼吸、共命运，对它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以致从招工进城到现在漫长的近30年里，我总是竭尽全力，给家乡以各方面的支援、帮助。
      家乡贫穷落后，但也人杰地灵。它山清水秀，风景如画；它文运昌盛，名士辈出。我当时听人传说得最多的，是一个被称为“赵翰林”、“三大人”的人，其大名赵启霖如雷贯耳。人们都说这位晚清直臣、湖湘名人，是我们“山国”里的大角色，是德、才、识、学都堪为楷模的大人物。下面略述他的一些事迹，其目的是想让后人做官为人都能学学赵启霖。
                        
苦读成才
      赵启霖，字芷荪，号静园，清咸丰九年（1859）出生于湘潭县十四都梅村里(今石鼓镇森梅村)一个贫苦农家。他先世均以佃租公田为生，从6岁入学起，就一面读书一面从事看牛、拾柴等农活。他早慧好学，8岁时就读了《诗经》、《尚书》、《易经》、《礼记》等典籍，且出口成章。一天，他身体稍有不适，由父亲背着去上学，路上一熟人笑他说：“崽把父当马”，他立即回答道：“父愿崽成龙”。13岁时去省城考试，夜宿梅林巷，巧遇同乡文人周先生，看见他的文章写得很漂亮，大加赞赏，并以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尓后9年，他一直在周家刻苦攻读。他深刻体会到贫穷子弟读书机会之难得，常是手不释卷，加上智力超人，14岁时即通读了十三经。同治十三年（1874）不满16岁时中秀才，入县学读书，且获得奖金。后又入岳麓书院就读，所得官课奖金，除自给外，还节余一部分作家用。
      由于学富五车，赵启霖于光绪十一年（1885）26岁时中乡举，光绪十八年（1892），殿试为二甲第五名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后授翰林院编修，名闻三湘。
      赵启霖书读得好，诗文词联和书法作品也既多且精，有《静园集》6卷及《静园自述》行世。该二书现存北京图书馆，另还有未刊稿若干卷。省内外多处风景名胜，都有他所撰所书的碑匾诗联。
                     
终身重教
      赵启霖自22岁开始教书、次年以优贡授教职起，大半时间是从事教育工作。他历任麻阳、武陵、醴洲训导（大致相当于现在教育局分管德育的副局长）。成进士后，先后出任永州、泸溪书院主讲、苹州书院讲席。光绪三十年（1904），被任命为甲辰科同考官，同年10月出任湘省学堂监督（相当于校长），并教授修身课。宣统元年（1909），出任湖南高等学堂（湖南大学的前身）监督，后任四川提学使（朝廷派往各省主管科考等事项的行政官员）。
      任劳任怨、以身作则、团结同仁、关爱后学，是赵启霖一贯的工作态度和作风。他曾捐出薪金，为书院和学堂购置图书，以改善学子的学习条件；他注重激发学生的志气，培养学生的品德，并要求学生仪表端庄；所教学生，其学业品行均大有长进。任提学使时，他竭力整顿学风，革除陋习，深得好评。60岁生日那天，同僚特题赠他“铁面耆臣”匾额一方（今存本村一农家）祝贺。
废科举后，他力主兴办和发展实业教育，培养实业人才。他曾上书请求朝廷率先创办京师高等实业学堂，接着于天津、上海、武汉、广州开办，再推至各省，并说无论经费如何紧缺，“此项要政，决不宜缓”。其爱国热忱，救亡图存之情，溢于字里行间。
归隐返乡后，他依然情系教育，在家乡倡办了伍赵福田学堂、伍赵福田职业学堂、振铎高等小学堂，还在青山桥建了一所育婴堂。其终生重教，由此可见。
                      
仗义执言
      光绪三十二年（1906）正月，赵启霖47岁时补河南道监察御史，九月，掌江苏道监察御史，十一月，兼署山西道监察御史。御史是司弹劾纠察之类的言官。他任该职仅一年多，就11次上奏，吁请澄清吏治、禁绝鸦片、改革教育、赈济灾民、注重实效。他褒善贬恶，旗帜鲜明，敢于仗义执言，与赵炳霖、江春霖一起，被人们誉为“台谏三霖”。
      这里特别要提到的一件事是他嫉恶如仇、犯颜直谏：清皇族庆亲王奕劻，时任军机大臣，兼管陆军部，其子载振为御前大臣，领侍卫大臣、农工商部尚书。父子沆瀣一气，卖官受贿，贪污腐化，劣迹昭著。有个专事钻营、趋炎附势之徒，名叫段芝桂，先用重金买得歌妓杨翠喜献与载振，接着又以厚礼送给奕劻，终于爬上了黑龙江巡抚的宝座。从此，他们气焰更加嚣张，人们敢怒不敢言。赵启霖对此义愤填膺，他以国家利益为重，置个人安危于度外，义无反顾地向皇帝上了《劾段芝桂及奕劻、载振疏》，义正词严地指斥段“无廉耻”，奕劻父子“无心肝”。奏疏上呈后，袁世凯即赴庆王府献策，令载振将杨翠喜退返原处。后来，清廷派员查处此事， 赵启霖反被指控为“以毫无根据之词，率行入奏，任意污蔑 ”。宣布对其“即行革职，以示惩处”。
      赵启霖虽遭受极大冤屈，被革职，但获得舆论界的高度赞扬。一时间，朝野纷纷致书前来慰问，报刊也发表不少奖誉的评论，有的还据此写成小说、诗歌、戏剧。上海《申报》，除发表评论外，还附题为《打虎》的漫画一幅，上书“不畏强梁”四个大字，可算是对赵御史极大胆而又恰如其分的颂扬。他出京时，送行者达数百人。后清廷迫于舆论压力，收回成命，复他御史职，但他多少有些心寒，次年便辞职返乡。
      赵启霖的事迹还有很多。比如乐善好施，遇荒年暴月，他总是派人到石潭等地购回大米、蚕豆，分发给四乡饥民，周恤邻近贫困户更是常事。又比如他一生勤俭节约，不抽烟喝酒，终年布衣粗食。1935年11月，他病逝于故乡，临终前还交代家人：“不发讣告，不受馈赠，不烧纸箔，不延僧道。”正如湖南省建设厅挽联所说的，他是“前代之直臣，乡邦之耆宿，士林之楷模，望重三湘”。当然，他以一介寒儒升至京官，晚年有几分眷恋清室，自是难免，不能对其求全责备。
      在赵启霖的影响下，家乡读书的人慢慢多了起来。加之抗日时期，长沙的广雅中学搬到石鼓办学，使整个“十四国”的文化水平上了一个台阶。

（作者：朱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