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从抗诉的监督属性看，抗诉监督启动再审与当事人自行申诉启动再审并不相同，基于民事抗诉具有公权力监督性质，当事人申诉从监督角度审视只能把它作为信息来源之一，所以一旦检察机关决定抗诉，就将排斥私法干预，排除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适用，当事人处分权的行使亦不得阻却抗诉程序的运作，如果以申诉理由为审理范围显然有悖于抗诉监督的原则，而且一旦申诉理由不成立，而抗诉理由充分的情况下，再审法院可能会有错不纠，对原审司法不公网开一面，导致抗诉监督有名无实，与宪法目的背道而驰，与权力制衡的监督原则直接相悖。

　　第二，从经济分析角度看，科斯定理认为，在现实交易成本存在的情况下，能使交易成本影响最小化的法律是最适当的法律，所以，效用最大化理应成为制度选择和安排的标准。民事抗诉制度作为一项司法制度，同样应将制度效用纳入其价值目标。新制度经济分析认为，检察机关在审查申诉案件过程中，会投入制度运行成本，包括检察人员的工资报酬等主体成本，审查成本，如办公设备等，而这些因办理抗诉案件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等司法成本，最后均会外化为社会成本，如果再审法院可以任意择定抗诉理由或申诉理由作为其再审范围，则会使民事抗诉制度运行成本所产生的收益大打折扣，若选择申诉理由，还会造成这部分成本全部成为“沉淀成本”，从而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

　　第三，从制度博弈均衡理论看，“抗诉范围——审理范围”、“申诉范围——审理范围”两种模型虽然各有不同的均衡效果，但相比而言，前者更符合纳什均衡原理：对于“申诉范围——审理范围”此种模型而言，由于当事人申诉所投入的成本会有相应的收益期望，该部分成本原本由其自行承担，所以，再审法院如以申诉范围作为其审理范围，无异于用国家的司法成本助其实现个人利益，加重了国家成本的付出，不仅如此，还使抗诉的制度成本全部成为“沉淀成本”；但如采用“抗诉范围——审理范围”模型，则不仅会发挥抗诉成本的最大功效，避免抗诉监督的资源浪费，同时，法院的审理成本也因抗诉成本的付出而得到收益，无形中节省了国家的司法成本，符合制度效用理念。

　　(作者:王水明单位：浙江省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