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琳 （海南大学副教授）

只要采取权力行为的形式，就必须有法律依据。所以，不合法的行政收费当然应该取消，而且不仅限于劳动保障领域。所有领域内的行政收费，只要不具备法律依据，都应立即无条件取消。

为应对当前经济环境挑战，广东劳动保障工作将抓好“四个力保”，力保增长、力保就业、力保民生和力保稳定。除法律规定之外，今年广东全省劳动保障部门面向企业的所有行政、事业性收费一律取消。（新华社1月18日电）

这一消息听来令人振奋，却也隐含着忧虑。长期以来，“行政乱收费”在“行政三乱”中一直占据榜首的位置。一些不合理、不合法的行政收费成为折腾企业的一大源泉。如今为金融危机故，地方政府在“千方百计减轻企业负担”上要下真格的了，的确令人兴奋。如若此次在取消不合法收费上能够言行一致，则不失为依法行政的一大突破。

然而从取消这些行政、事业性收费的范围来看，实则又暗示着劳动保障部门面向企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有不少一直在“法律规定之外”运行。这些欠缺法律依据的种种收费，经过多年来反复强调的“千方百计减轻”，仍然稳如磐石。这次，又真能“一律取消”吗？但愿。

行政收费治理之难是不言而喻的。要知道，任何既有收费的取消对既得利益者来说，都有如割肉之痛。行政收费这块肉，乃地方掌控、部门掌控的肥肉。收费不同于税收，后者还得遵循“税收法定”原则，且在收缴用上程序完备。在性质上，行政收费与行政强制拆迁其实没多大区别，都是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立法法》对此有一条明确的限定，即：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必须制定法律。这里的法律，《立法法》也解释了，是专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规范性文件”，而不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广义的“法”。

比如，未经法律授权而自我设定收费项目，即便有着地方政府规章或行政部门红头文件的规范依据，也不能说这就是合法的收费了。而仔细考察地方的行政收费，其依据多来源于地方的自行规定。2006年11月16日的《人民日报》曾批露了这样一组数字：全国有7000多个“红头文件”被作为行政收费的依据，而严格意义上的法律，不过30余件。

尽管“行政乱收费”的愈演愈烈，很大程度上源于地方政府日益沉重的财政压力，但这种财政困难也不能通过违法的方式转嫁给地方的民众。我们努力建设法治国家，任何行政权，包括地方的行政权都不能脱离法律轨道。只要采取权力行为的形式，就必须有法律依据。

行政权具有自我膨胀的天性。就时下的行政收费现实看，无论企业还是公民，被强行索取的“行政收费”，大部分来源于行政机关的自我授权。更可怕的是，一些地方的行政权基本不受立法权的约束。基于行政诉讼法对抽象行政行为的排斥，即使是行政机关的自我授权，只要有文件可援引为收费的依据，就可不受司法的审查。这样的权力真空，无疑需要纠正。

不合法的行政收费当然应该取消，而且不仅限于劳动保障领域。所有领域内的行政收费，只要不具备法律依据，都应立即无条件取消。这种“一律取消”，并不需要借助于金融危机这个契机，而只能基于践行法治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