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9日，最高法公布《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专家表示，《意见》明确了“赔钱减刑”、“花钱买命”的适用范围，只能适用于因婚姻家庭等民间纠纷激化引发的犯罪，不是所有案件都适用，一些严重危害社会治安、主观恶性较深的案件，即使积极赔偿，也不能从轻或减轻刑事处罚。此外，被告人积极赔偿的同时，必须认罪、悔罪。（2月10日《中国青年报》）

2007年，广东东莞尝试“赔钱减刑”。“赔钱减刑”开始引起舆论的讨论，焦点在于：“赔钱减刑”是否会造成法律面前的不公平？一些有钱人是不是会得到法律的“优待”？那时的解释是，“赔钱减刑”并不是有钱减刑，而是建立在一系列前提条件下的，对受害人利益的经济赔偿，也是对社会矛盾的积极化解——公平正义并不是抽象的，在实现了公平正义的同时，也应该将伤害造成的影响减至最小。

现在，人们讨论的问题依然是“赔钱减刑”是否会造成花钱就可以变通法律的情形。为何舆论关于“赔钱减刑”的热度一直没有消退？难道是对“赔钱减刑”的设计没有理解清楚？其实，“赔钱减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什么案件适合，适合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应当说，建立在合理设计基础上的“赔钱减刑”是可以接受的，而且也是符合法律发展趋势的。为何人们在解读时却一直心有余悸，似乎没能看到“赔钱减刑”的正面作用？

如果比较认同者和质疑者的观点就会发现，真正的问题在于两者间关注重点是不一样的：认同者关注的是“赔钱减刑”的法律价值和社会意义；而质疑者担心的其实是“赔钱减刑”的意义到底能否真正实现。前者看到的是“赔钱减刑”的理念，而后者看到的是“赔钱减刑”的执行。客观地说，在理念上，舆论对于“赔钱减刑”已经没有多少异议，在强调权利救济和矛盾最小化的社会，“赔钱减刑”有助于社会的和谐。人们担心的是“赔钱减刑”的执行——如果法律没有被严格执行，“赔钱减刑”就可能产生负面影响。

因此，在看到舆论对“赔钱减刑”的质疑时，不应将其一概归结为“误读”。舆论不是没有看到正面作用，而是同时看到了可能因为执行不力而出现的负面作用。所以，要想让舆论对“赔钱减刑”产生真正认同，除了理念的阐释之外，还需让舆论看到制度得以严格执行。任何好的制度都需要以执行为条件，才能真正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因为事关公平正义，关于“赔钱减刑”的舆论讨论可能还会继续。讨论有助于人们认识的深入，也有助于制度的完善。只是，在讨论时，应注意问题的所在，把讨论放在同一个层面上进行。否则一方强调“赔钱减刑”的意义，另一方强调“赔钱减刑”的执行，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就可能达不成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