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郑先生先后三次向北京市交通执法总队申请政府信息公开，其中包括2003年至2009年每年查处黑车所得罚款总额及流向；所有无人认领车辆的数量及被解体车辆数量；查处所有黑车车主的籍贯、罚款额、联系方式等内容。遭拒绝后，郑先生提起诉讼。日前，西城法院作出裁定，认为交通执法总队做出的《不予公开告知书》，对郑先生的权利义务未产生实际影响，其不具备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不予受理郑先生的起诉。

《信息公开条例》施行后，公众对其曾寄予厚望。但在越来越多的信息公开诉讼中，起诉权日益成为最有争议的问题，诸多案件都因原告不具备起诉资格而无法立案，学者称之为起诉阶段的“玻璃门”，此次，市民郑先生再一次撞在这扇门上。笔者以为，西城法院对信息公开诉讼中原告资格的掌握，明显属于“过度紧缩的诠释”或“无效的诠释”。

众所周知，北京的黑车问题是久治不愈的城市顽疾，事关市民的日常安全出行和城市交通建设，属于城乡建设和管理中的重大事项；而且多年来，黑车管理时紧时松，社会普遍质疑，尤其关于黑车查处和罚款，一直是笔“糊涂账”，迫切需要公众监督，让查处黑车的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而公众有心监督，却又无从下手，往往显得力不从心。

根据《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对于需要公众广泛知晓和参与的事项属于政府应当主动公开的信息，其中对于涉及城乡建设和管理的重大事项，还属于政府应当重点公开的信息。很明显，郑先生要求公开的信息，即使没有人申请政府也应主动公开。

一些公共事项涉及不特定群体，但这并不意味着“无利益无诉权”，法院可以否定非利益相关人对涉及公共事务的诉权。这是因为，一是《信息公开条例》在某种程度上拓展了传统原告资格的范围，允许公民纠正违法行政行为，维护公共利益，而不是只是出于个人权利。

二是，《信息公开条例》通过丰富“利害关系”内涵拓展了原告资格，即“条例”规定了诸多行政机关应当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公民认为这些信息与自己的生产、生活和科研等特殊需要有关，则无需申请，便产生了事实上法定的利害关系。

一些法院可能会认为，《信息公开条例》只有短短38个条文予以规范，本身规定抽象、原则，缺乏可操作性，即使赋予了法院的监督权，法院实际也难以行使，对这个“烫手的山芋”，不予受理也许才是明智的选择。

笔者观点恰恰相反，其实，“能动司法”已日益成为司法改革的共识，法律抽象和原则非但不是回避问题的借口，相反应是法院发挥能动作用、有所作为的宝贵“场域”。尤其对信息公开诉讼原告资格的掌握，更不能因循守旧，而应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放宽标准，充分挖掘法律资源，勇于尝试，对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内涵作尽可能宽的解释。这在司法上看似一小步，但对推进政府信息公开而言，可能将是一大步。

(作者:行者法律从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