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无数舆论监督个案中再寻常不过的案例了，然而细细品味总觉得执法机关的悔改有所保留。在法律人的严格语境中，“处罚不当”是一个大可推敲的措辞，属于执法“合不合理”的范畴，其定性并不等同于处罚违法。倘若只是将这种处罚定性为不当，容易给执法机关自身带来认知误区，影响到今后执法的改进。

　　在现行的行政处罚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中，骂交警孬种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行为，执法机关并未给出明确判定。在道义上应该谴责谩骂者，同情交警部门，但行政处罚权的动用是以法律为根据的，缺乏法定依据的情况下动用处罚权就是违法执法。很明显，被拘者骂的并非具体个人，而是泛指执法机关，行使公权力的执法机关并不享有名誉权，这是保护公众对政府行使批评权利的应有之义。既然如此，骂一句“孬种”又会造成什么不良影响?哪里扰乱了公共秩序呢?其应受处罚的违法性何在?自始至终，警方没有给出一个令人信服且合乎逻辑的说法，其处罚的合法性值得怀疑。

　　这种较真可能显得有些得理不饶人，却是监督执法机关依法行政不得不明辨的关键。因为，舆论监督的价值在于将执法权关进法律的“笼子”，倘若认识不到执法行为的违法性，而只是从不合理、不适当的层面认识，对执法的规范化、法治化并无裨益，也很难说执法机关面对舆论监督，有多少悔改之意。

　　还要看到，这是一次由执法机关主动“送上门”的监督。正是兖州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发布的一条“案件警示”，才引发了这场网上风波。这意味着，执法者从一开始就对处罚行为充满自信，压根儿没想到自身存在合法性疑问。相反，对违法性存疑的骂人行为，缺乏细致严格的举证就举起处罚大棒，发布所谓“触犯了法律一定会受到法律的制裁”的警示，正表明其缺失了最基本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由此，虽然个案的舆论监督取得实效，但执法悔改的诚意几何仍然未知。更令人担忧的是，舆论给予的教训如果未被真正汲取，反而会令执法机关下次学得“更聪明”，对自身违法执法百般隐讳甚至涂脂抹粉，那可就完全违背了舆论监督的初衷，也将无法在监督下不断提升法治化水平和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