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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代的官场，“莅任之始，不问地方之利病，先问亏缺之肥瘠。到任之后，廉者有择而受之，不廉者百方罗致”（见《清道咸宦海见闻录》）。百姓戏称“三年清知府，十万两雪花银”。在清道光年间，由于吏治松弛，官场腐败，官吏不廉，特别是河工、漕运、盐政等问题成堆，贪赃枉法者比比皆是。
陶澍为政期间，注重吏治，注重教育，注重人才的培养。他巡视江南漕务，明查私访，事必躬亲，提出州县漕弊，源于上司不能正已，主张“以身卒属，以肃吏治，以厚民生”。他对污吏予以查办，对弊政予以裁革，对腐败深恶痛绝。
（一）
清嘉庆二十年（1815）九月，陶澍任巡漕大臣，奉命巡视江南漕务。当时江南各省每年将大批粮食运抵燕京，以供应北方官员、军队、百姓之用，称之为漕运（漕政）。陶澍离开北京，沿途视察漕务，明查私访，发现漕政官吏大多数贪污，腐败成风。十月三十日，他到达江苏省江浦巡漕衙门入住。各级办漕官员听说朝廷来了巡漕大臣，众多地方漕官纷纷前来参拜送礼。巡漕衙门人来人往，门庭若市，热闹非凡。有的送金银、珠宝、玉石、名人字画等各种贵重礼品礼物。陶澍以沿途劳累为由，一个也不接见。委托随巡人员代收礼品礼物，一个个登记送礼人姓名、礼品种类、数量。然后他派人到各地明查暗访，深入调查了解，掌握了贪官污吏的数额和贪污的手段等情况，做到心中有数。
十天后，陶澍接见办漕官吏。巡漕衙门口，站立20个兵丁，厅门上悬挂着陶澍写的一副对联：
要半文不值半文，莫道人无知者；
办一事须了一事，如此心乃安然。
这副对联，是陶澍的“座右铭”。送礼贪官以为陶澍接受了礼物，看了这副对联，就交头接耳地议论：“要半文不值半文，这是官样文章，是装模作样的。”廉者看了，觉得陶澍不像以前的巡漕大臣，对他寄托了厚望。
所有漕官步入厅堂，全场肃立，首先由随巡人员师爷宣布送礼名单和礼品种类、数额。全场充满着紧张气氛，送礼贪官惊吓得不敢抬头，无精打采。宣布完毕，陶澍手拍惊堂木，生气地对贪官说：“你们薪俸不高，要养家糊口，哪有上千银两和珠宝玉石、珍贵礼物送上司？显然是来源不明。所送礼金礼品，全部没收归公，交地方作为修建书院（学校）之用，解决失学儿童入学问题。各地所欠漕粮，限在一个月内，全部交还清楚，违者从严惩办。”然后由师爷宣读《巡漕告示》，提出裁革衙门役费、惩腐倡廉十二项规定。
一个月之后，陶澍再次召集漕官升堂议事。陶澍宣布所有漕官分为三品：对没有送礼，完成漕粮任务好的，定为上品，申报朝廷，官升一级；送了礼，没收礼品，漕粮任务完成好的，将功抵过，定为中品；对两名贪污严重、频频给朝廷送厚礼，认为有后台，拒不归还漕粮的，没收其转移和埋藏的金银珠宝财物，上缴国库，定为下品，革除官职，予以严惩。经过惩办官吏，追回漕粮，漕务大有起色。据《清史稿·陶澍传》记载：“陶澍巡漕仅半年，办500万石之米运抵燕京，为前后十年所未有。”故江南一带称陶澍为“陶清天”。陶澍严惩贪官的故事，至今还在江苏扬州、两淮一带流传。
（二）
在嘉庆、道光年间，清王朝各省钱粮亏欠均在两三百多万银两，其中最严重的是安徽，亏欠则达一千多万银两。公元1821年，道光帝登基后，四川总督蒋攸锆向道光帝奏报，陶澍在四川任川东兵备道，治理有方，政绩昭著，治行为四川第一，堪胜大任。于是道光帝在养心殿召见陶澍，提拔陶澍为安徽省布政使，主管全省粮钱和人事。
在此之前，安徽钱粮清查年年进行，魏源说：“三清查，四清查，新旧款目多于麻，前亏未补，后亏继，转瞬又望五查至。”因官官相护，阻力很大，没有一次钱粮清查是成功的。道光帝委托陶澍的主要任务是清查钱粮，严惩贪吏，追回欠款。
陶澍受任到安徽后，立即调集藩司衙门原有档案，建立清查局，组织专门班子清理各州县亏欠钱粮数额。并按地方官员、年份、数额，落实清查欠款情况，累计有渎职亏欠官员62人。陶澍分别情况，予以处理。并制订《追捕章程》，限期追回欠款，上缴了国库。《清史稿·陶澍传》载：“安徽库款，五次清查，未得要领。陶澍自为布政使时，钩核档案，分别应劾、应偿、应豁，三十余年亏欠积案，豁然一清。”陶澍自此获得了“理财专家”的美称。
陶澍惩治腐败，清理钱粮的杰出才能，深得道光帝的欢心和赏识，被视为得力心腹、奇才。道光三年（1823）正月，陶澍被擢升为安徽巡抚。正逢黄河、淮河相继大水，安徽三十多个州县成为泽国，房屋倒塌，颗粒无收，灾民成群。陶澍全力以赴，抢险救灾，在芜湖、合肥等地设立救灾指挥部，常备义仓。他亲自带头捐款，在各地修建育婴堂和书院（学校），哺养孤幼和解决失学儿童入学。制定了一系列利国利民的优待政策，稳定灾民，重建家园。他向道光帝奏报灾情，争取朝廷拨款，千方百计筹措资金，治理黄河、淮河，兴修水利工程。提高洪泽湖、城西湖积水量，在淮河两岸筑堤防止洪水泛滥，确保了国计民生。同时，他还主修第一部《安徽通志》，被道光帝钦定为“全国省志样榜”。今湖南图书馆珍藏两本，其中一本为陶府《印心石屋赐书楼》所赠送，至今还很有参考价值。
陶澍在安徽主政三年半后，调江苏省任巡抚。在他来安徽时，正逢“水连天”的泽国，颗粒无收的大灾荒年。在他离别时，已是“嘉禾满田”一片丰收景象。陶澍离开安徽时民众自发从四面八方纷纷赶来，个个依依不舍地含泪送别，并在芜湖、合肥修祠建坊，以示纪念，歌颂陶澍治皖的功绩。
（三）
历代封建王朝，盐铁为政府专营，盐铁之税，与田税为国赋之主要项目。盐税是清王朝最大的财政收入。道光年间，应占全年总收入的五分之一。淮南、淮北两淮盐场，是全国最大、税收最多的盐场。据邓之诚编《中华二千年史·岁计》载：“东南财赋，淮鹾最大；天下盐务，两淮最重，可抵数省之钱粮。”由于清王朝政治日益腐败，沿袭明代“纲盐制”专买政策，被官商勾结垄断，从中渔利，成为封建统治阶级中拥有最雄厚经济实力和政治权力的垄断集团。纲商是盐业领域的寄生虫，据《中华二千年史·盐商》载：“扬州盐商服食、器用、园亭、燕乐同于王者”，“两淮盐吏，衣食屋宇，奢极华糜；饮食器具，备求工巧；绯优好乐，恒舞酣歌；宴食嬉游，殆无虚日；金银珠宝，视为泥沙”，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盐政衙门，是一个油水最丰厚的部门，不少人为了贪腐生活，行贿送礼，拉关系，千方百计往盐政衙门钻。
在古代和旧社会，食盐主要是从海水和咸水湖中提炼，本来成本偏高，再加之官商勾结垄断，私盐猖獗，层层盘剥，从中渔利，致使盐价格昂贵，每斤价七八十文之多，边远山区是每百斤稻谷换取一斤食盐。因而，众多百姓买不起昂贵的食盐，而吃淡菜，使食盐滞销。全国各地盐业亏欠巨大，其中两淮于道光二年（1822）至道光九年（1829），共拖欠盐银4862万两，造成了大清王朝的政治经济危机。
道光十年（1830），清廷晋升陶澍任两江总督兼两淮盐政。两淮盐政是关系到清王朝的财政经济命脉，这样重任，在当时官员中，实属少见。这是道光帝对他的高度信任，陶澍心知肚明。他善于理政理财，不敷衍，不拖沓，勇于任事，尽职尽责。他接任后，深入调查，考察两淮盐务，查明了上司不正，贪污腐败严重，下行仿效，巧立名目，虚报各种经费开支等弊端，把成千累万的浮费摊入成本，使食盐价格成倍增高，老百姓买不起昂贵的食盐，使食盐滞销，造成清王朝财政赤字。
陶澍改革的措施：“裁减浮费，紧缩开支，降低食盐成本。”他不图个人享受，以身垂范，唯身先节省。首先精简庞大的总督府内设机构，裁减吏员、役工。除缉私人员裁减四成外，对酬酢、巡捕、匠作、作坊、凉篷、结彩、联额、轿旗、掉轿、朴戳、坐船、浴堂、厨夫、药匠、钟表、装潢、歌舞、戏乐等项及人员全行裁撤，为国家节省大量开支，做出了典范。然后裁减盐政衙门吏员及项目开支费用银十六万余两。裁减淮南和淮北两盐场吏员、役工，以及各种浮费、项目开支费用银近千万两。废除中间环节，革去上海、江西、闽浙、湖广等总埠，共裁去岸费银数百万两。这种精简机构，裁减吏员、役工，节约浮费的做法，当时在大清王朝，仅陶澍一人作典范，得到道光帝肯定。
陶澍廉洁奉公，严于律己，他不仅不“择而受之，百方罗致”，而自己理所当然享受到的薪银，亦弃之不受，按朝廷规定，他兼任两淮盐政，每年发给他兼职薪银五千两，他拒收，裁革，上缴国库。他说他是两江总督，朝廷每年发给他薪银三万两，待遇够优厚。另外，按历年常规（朝廷默认），盐政衙门每年要送二万两“赏恩银”给总督府官吏分红。陶澍拒收，裁革，上缴国库。以期省一分之浮费，减一分之盐价。
陶澍改革盐政。道光十一年（1831），他召集江苏巡抚林则徐、安徽巡抚邓廷桢、江西巡抚周之奇、上海提督王应凤，幕僚吏属魏源、贺长龄、包世臣、梁章钜、龚自珍、姚莹、陈銮、唐鉴、汤鹏、徐宝森、裕谦、黄冕，以及盐运使俞德渊、王凤生等济济一堂会商，提出废除明代以来的“纲盐制”，取消纲盐对盐业的官商垄断，严防贪腐，实行票盐法。规定任何人只要按章程纳税，发给票证，凭票运盐、销盐，只认票不认人。由盐运局统一印制三联票，每票10引，每引400斤。并制定了《盐法章程》《盐务改革章程十五条》。这项改革和举措，得到陶澍所有幕僚吏属的大力支持和拥护。因为这些精干能臣，是陶澍一手培养、提拔、重用的，成为陶澍的“智囊团”。
票盐法奏呈道光帝恩准后，首先在江苏、安徽、河南等31个州县试行。不到半年，就运销233100引食盐，成效显著。然后，就在全国各省州县推广票盐法，出现了人旺财旺的繁荣销售景象。《清史稿·食货》载：“人知其利，远近辐辏，盐船衔尾抵岸，盐场畅销一空，为数十年所未有。”由此可见，实行票盐法，打破了以往纲盐制的官商垄断，使食盐昂贵滞销，而变成廉价畅销，符合商人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利国利民。
道光十二年（1832），陶澍实行盐票法后，除填补了历年遗留下来的亏欠外，另外，上缴国库盐税银4400余万两。挽救了摇摇欲坠的大清王朝的政治经济危机，为大清王朝打了强身针。因此，得到道光帝的欢心，下旨赐陶澍为“干国良臣”。
陶澍治理两江三省及两淮盐政，使两江地区“百政俱兴”，成为全国人才荟萃之地，经济最富裕之地，伟绩卓卓，成就斐然。道光十五年（1835），陶澍晋京述职，从十一月二十五日至十二月十六日，道光帝在养心殿一连召见他十四次。往往一谈就是一两个小时，亲密无间，宛如兄弟。道光帝两次书写大、小“印心石屋”匾额，赐给陶澍。清廷还号召全国各级官吏，要向陶澍学习，要以陶澍一贯“勤奋、俭朴、清廉、治吏、政德、伟绩”六优为座右铭。并要求各自按其职责撰文“六省吾身”，检点言行，洁身自好，仿效陶澍，争做大清良臣。
《清吏稿·陶澍传》载：“澍治河、治漕、治盐、治吏有功，垂百年之利。”特别是陶澍改革盐政，推行票盐法，使清政府的盐税收入有了保障，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项重大经济改革，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后世影响甚大。同治、光绪年间，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李星沅等，先后任两江总督，都继承了陶澍的票盐法。左宗棠后任陕甘总督，张之洞后任两湖总督，在陕西、甘肃、新疆、湖南、湖北等省都推行了票盐法。
历代史学家及朝廷要员，对陶澍的“票盐法”和政绩评价甚高。新中国成立前的《东方杂志》（第34卷第7期）刊登曾向丰《中国盐政之动向》一文说：“道光期间，两江总督陶澍，于两淮改行票盐法，革除纲商专岸弊病，惩治贪腐，于是盐务颇有起色，国家盐税大增，是历代所未有……”
《清史稿》载：“当时有一批科举出身的青年朝官，如张之洞、宝廷、张佩纶、陈宝琛等四人，都是同治期间进士，进入翰林院后，喜欢评论朝廷大事，时称‘翰林四谏’。”在陶澍病逝四十年后，他们评论：“纵观历代盐政，极其繁琐复杂，治盐惩腐有方，办理最有成就者，仅仅是春秋时的管仲、唐代的刘晏、清代的陶澍三人，其他不可多见。”“论道光来人才，当以陶文毅（澍）公为第一。实为黄河之昆仑，大江之岷也。”（见张佩纶《涧于日记》、张之洞撰《先哲录》）
“实为黄河之昆仑”，比喻陶澍培养人才，像黄河发源于昆仑山一样，源远长流。这种比喻，虽然有些过高，但陶澍重视人才，培养、识拔、重用人才，对近代社会发展的巨大影响是实在的，是有功之臣。上述陶澍幕僚吏属、智囊团能臣皆是。诸如魏源对陶澍常怀知遇之恩，他在文集中写道：“源是弱冠入京，及来江左，受陶公栽培十余载。”他与陶澍情同手足。陶澍病逝后，为他整理遗著，撰写行状墓志，神道碑：“公为翰林能诗，为御使能言，为江南能吏与廉吏。”（见《魏源全集》）林则徐在陶澍花甲时，赠诗云：“入陶府领谆多载，栽惠成林寿比松。”（见《江宁惜阴诗选》）
（四）
魏源在《陶文毅公行状》载：“陶澍为官数十年，起居于寒素，拒盛宴。”陶澍不坐轿，有一次步行到吴淞江水利工程竣工验收，快到二更时分才回到馆舍。客厅里摆上了丰盛酒宴，只等总督大人入坐。陶澍步入客厅，见满桌山珍海味的菜肴和香烟美酒，就火了，“这是谁在搞铺张阔绰？是鱼肉百姓，吾吃不下。吾一生不抽烟，不喝酒，撤掉！”馆舍吏员躬身连忙向陶大人解释道：“禀大人，历代总督来视察，都是这样招待的，并非您陶大人来特殊。”陶澍听了，才缓和地说：“这次就算了，从此以后，要禁止这种大吃大喝的不良之风。吾下次来，就简便，以吃素为好。”
陶澍根据“一日三省吾身”的古训，设立“省身日记”，检点自己言行，去污除秽，以洁自身。他反对贪污索贿，拒收礼物礼金。他反对奢侈豪华，提倡生活俭朴。他说：“省一筵宴之费可活几人，省一交际之费可活几人，省一土木之费可活几人。”（见《三省水灾劝赈告示》）
在他的影响下，他的亲属也能保持廉洁。陶澍病逝后，淮商为了“清德谢恩”，以白银四万两赠送他的夫人黄德芬。黄说：“夫君生无亏，死无欠，不要污染吾夫子。”她拒绝了这笔厚赠，在家“居躬纺织”，以育儿女。
曾国藩创办湘军，朝廷不拨军饷，主要靠富户募捐。他想陶澍任两江总督兼两淮盐政，时间长达十年之久，是历史上任此职时间唯一最长的一人，至少有几千万两或上亿两白银积蓄传给后人。他要求陶澍之子陶桄（少云），大量捐献。陶府管家左宗棠向曾国藩交底，把陶澍所有的家产（包括房产）集合起来，还不足五万两白银，使曾国藩大失所望，感叹不已，摇头连声道：“寒酸、寒酸，实在太寒酸了！十个盐政，有九个是巨富。历代以来，唯独陶澍一人是清官的清官。”（见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1867年七月十九日）。
陶澍一生廉洁奉公，为后起之秀曾国潘、左宗棠、胡林翼、李星沅等，树立了良好的学习榜样，对他们后来廉洁从政一生影响很大。陶澍为国为民做了一辈子的好事，在四川、陕西、山西、上海、安徽、江西、江苏、湖南等他任职的地方，至今还流传着不少“清官陶澍”的故事。特别是在他家乡湖南益阳安化民间编成戏曲，每当逢年过节架台演唱，颂扬至今不朽。湖南花鼓戏精粹《陶澍访江南》，益阳花鼓戏剧团演出，湖南环球影业策划，拍成电视连续剧1至6卷，2000年，辽宁广播电视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至今我还保存了一套影片。
（作者：李华献 单位：湖南省地质矿产局 原载湖南省文史研究馆《文史拾遗》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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