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邹云翔

今年，不少地方都发生了群体性事件。“地方政府与民夺利”被中国网民认为是“罪魁祸首”。政府在处理群体性事件也有了新的思维方式，媒体报道也趋向积极公开，增加新闻报道的开放性也将对政府有利。(新华社11月24日)

当群体性事件报道，从“防火防盗防”到逐步公开时，笔者发现我们社会上独立思考的人更多了，社会宽容的氛围更强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媒体公开报道群体性事件，体现了政府愿意与民众平等地交流，尊重公民的自由与权利。笔者认为，媒体更多的自由、事件更多的公开，更有利于建立一个回应性的政府，更好地推动社会走向理性宽容，从而最终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宽容，在很大意义上是对于政府来讲的。希望政府更加宽容，并且为这样的宽容进行了更多努力，其表现之一，就是不断地推动媒体的公开报道。但也必须认识到，政府的宽容是建立于整个社会宽容与理性的基础上，人类历史早已证明了，一个暴戾的民族往往产生一个暴戾的政府，而一个普遍宽容的社会环境，也会产生一个宽容的政府，所以人们认为“提高国民的素质是建立一个宽容社会的前提”。

媒体公开报道群体性事件，为何会产生积极的效果，关键在于其推动了社会宽容的氛围。群体性事件发生在一定的局部范围，其让我们正视社会存在的结构性的矛盾，而群体性事件对于社会强烈的冲击，又让我们每个人想到自己的社会责任：在社会这样的命运共同体中，每个人该如何更好地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如何为社会的稳定作出自身的一份贡献。

一个宽容的社会，要求政府宽容合法的反对，既让政府感受到压力，从而有着改革的需要，又要求社会各界尊重现实的局限，接受必要的妥协。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公开社会，虽然在局部会呈现出某种纷纷扰扰的场面，但是人们对于社会共同体有着同样深层的爱，虽然人们有着更多的希望与利益诉求，但是人们会更多地容忍现实条件的局限，愿意假以时日来解决那些看起来并不迫切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矛盾的处理中学会了理性思考，我们在对于政府宽容的呼吁中感受到社会宽容的重要，我们认识到媒体公开是推动社会宽容的推动剂。虽然群体性事件的报道，会让一时一地的官员如芒刺在背，但是从整个公共管理的优化，从建立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的角度看，公开却是非常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