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4日《南方都市报》报道，深圳市宝安区西乡交警中队警长陈录生与队长谢飞勇等一道，与西乡街道麻布村领导在酒楼应酬，席间喝了大量洋酒轩尼诗，醉酒而亡。交警中队专门打报告请求上级将其定为因公牺牲，并向民政部门申报烈士。

　　明明是工作之余的聚饮，陈录生的醉死与公务活动毫不沾边，可在交警中队的报告里，陈录生却被写成“当天上午和下午都在工作，晚上在跟麻布村支书谈工作，在谈工作的过程中猝死”。对此，交警中队队长谢飞勇的解释是，陈录生确实不是因公牺牲，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国情所致，因为“每个单位都会这样处理”。

　　这算哪门子“国情”？这样的解释，荒谬透顶。笔者揣摩，单位之所以这样做，主要出于以下考虑：

　　一是慷国家之慨，安抚死者家属。无论何种原因，醉酒而死对于一个家庭来说都是一个悲剧，死者家属在痛失亲人之余，往往会就抚恤、赔偿等问题与所在单位展开旷日持久的商谈甚至是纠缠不休。如果将死者定性为因公并申报烈士，则可获得更多的抚恤，无形中减轻了所在单位的压力。而对所在单位来说，花的都是公帑，羊毛不出在自己身上，多拔几根即可息事宁人，何乐而不为？

　　二是窃烈士之名，单位自我贴金。醉酒而死对于一个国家公职人员来说，无论如何都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一旦引起社会热议和上层领导关注，还很有可能给单位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因此，申报烈士绝对是一个化被动为主动、化腐朽为神奇的高招。就像谢飞勇说的：“我们谁不愿意警队里有个烈士？我这个当领导的也脸上有光啊。”显然，如果烈士被批准，坏事就变成好事，不但不会受到调查，反而证明了单位领导有方、员工效命、业绩突出。

　　三是掩豪饮之丑，化解舆论压力。诸如此类的醉酒而死，虽然与公务活动沾不上边，但几乎没有例外是与公款吃喝脱不了干系的。而公款吃喝之风盛行早已成为舆论抨击的重点，公职人员醉死酒场不但反映了其个人醉生梦死的精神状态，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所在单位及其领导的作风，从而为单位和领导者个人带来舆论上的压力。申报烈士虽属掩耳盗铃，但确实能起到自欺欺人的作用。

　　当“酒风就是作风”、 “工作就是喝醉”一类的官场流行语盛行不衰的时候，当醉酒而死的公职人员锲而不舍地试图靠近“烈士”行列的时候，人们不能不担心，这样的规定或许真的有一天会被人们下意识地予以理解和接受。

   (作者：卢荻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