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伤保险条例》明确规定：“醉酒导致伤亡的”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石柱县沿溪镇政府不仅为醉酒副镇长支付4.5万元丧葬费，还拟以工伤的名义上报县级有关部门审批。这不是与国家法规打架，纵容公款吃喝、因公醉酒吗？老实说，我对这样的“人性化”很不感冒，觉得这样的“人性化”不仅违法，还有误导公众之嫌。但是换个角度看，即使镇政府不为醉死官员上报工伤，也不会抛下“酒经考验”的醉酒功臣不管不顾。河南信阳市一方面颁布禁酒令，另一方面又给醉死酒桌的计生委主任追记三等功，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当然，因公醉死的远不止计生委主任一个。有的地方即使不像信阳新县那么高调地给“酒烈士”追记三等功，也会对“酒烈士”家属给予悉心关照。这种关照丝毫不会亚于“工伤待遇”。

    因此，“因公醉酒算工伤”固然值得商榷，但是公权为何频频喝醉，公款吃喝为何屡禁不止的问题更值得思考。事实上，好多地方都下过不止一道“禁酒令”。但是为何“禁酒令”挡不住官员吃喝腐败，还屡屡曝出官员醉死的丑闻呢？这到底是官员太贪杯，还是监督太疲软，值得追问。

    有经济学者指出，公务接待的核心是财政制度问题。在一定意义上，所有的腐败都是财政的腐败，没有严格控制的职务消费就成为腐败的渊薮。要让官员们“小气”起来的根本方法，就是让预算软约束硬起来。我对此深表赞同。由于财政预算随意性大，对公款吃喝的整治多停留在曝光、谴责的层面，而且有的地方“上梁不正下梁歪”，难从根本上动摇吃喝腐败的根基。

    依我看，要管住公款吃喝，堵上公务消费黑洞，不仅政府不能纵容“因公醉酒”，还要公开公务接待财政预算项目，而且相关财政预算要征求公众意见，尽量做到科学合理。压缩会议费招待费等吃喝预算，扎紧公共钱袋子。少开会、开短会，少招待、节俭招待，节省不必要的招待支出。对公务招待费超标单位责任人启动问责程序，考虑把吃喝腐败与官员乌纱帽挂钩。惟其如此，公款吃喝的庞大开支才会降下来，而“因公醉酒”、“因公醉死”之类事件才会少些再少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