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钱不值钱”不仅在于人民币贬值，还在于民众缺钱。

　　2009年《人民日报》刊载的一篇文章披露，在发达国家，工资一般会占企业运营成本的50%左右，而在中国则不到10%。发达国家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一般在55%以上，在中国则不到42%，并呈逐年下降趋势。

　　收入分配过度倾斜于政府和企业的局面非但没有得以改善，反而日益加重。由于行业差别，如垄断国企和中小民营企业员工，因为身份不同，收入差距持续拉大；再加上民众身负教育、医疗、住房三座大山，有限的收入在沉重的开支压力面前捉襟见肘。

　　虽然目前政府开始强调通过增加二次分配，适度向中低收入群体增大保障力度，但是，无论退休职工连续9年增加退休工资，还是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调高到目前的3500元，都存在两大难题：一是退休工资增加幅度，以及个税起征点调整幅度，都距离民众期望以及物价上涨幅度、民众实际税负，依然有相当的距离。二是类似举措依然属于局部性调整，无法彻底改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分配比重偏低的状况。

　　在绝大部分民众收入都来自于劳动所得，而非资本所得或者财产性收入的情况下，必须以工资改革为核心，提高劳动所得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一方面政府要制度性赋权，增强普通员工收入谈判能力。另一方面，政府要为企业和民众减负，不要将“手”伸得太长，只有让利于企、藏富于民，才能让民众寻找到更多的增加收入的途径。

　　让民众手中有更多钱，在某些方面少花钱，才能有效改善目前民众在“钱不值钱”的情况下，实际收入持续下降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