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劳死”，究竟谁之罪？谁该为过劳死埋单？我们又该如何防治呢？

今日，正在北京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律师秦希燕高度关注“过劳死”的社会问题，并拟向大会提交《关于完善工伤保险制度,防止“过劳死”的建议》，提出完善现有的工伤保险制度，简化“过劳死”认定的因果关系，实现认定标准的量化，明确“过劳死”的责任承担等建议。

“过劳死”呈上升趋势引社会关注

“过劳死”最早出现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繁荣时期的日本，是的一种职业病。而直到2000年10月16日，中国首例“过劳死”案件在上海市静安区开庭审理，人们才意识到“过劳死”现象在我国已经蔓延开来。特别是近两三年来，劳动者因过度加班导致过度劳累甚至造成“过劳死”的报道屡见不鲜。

2011年，上海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院在对一批“过劳死”案例进行仔细分析后指出：近些年来，我国“过劳死”发病率呈直线上升的趋势，平均年龄从五十多岁突破到三十多岁甚至二十多岁。“过劳死”发生的职业领域越来越广泛，企业事业单位有，党政机关也有；普通员工中有，农民工中也有。

现有法律体系难抑“过劳死”蔓延

实际上我国法律对劳动保障已经有了一系列法律制度：我国宪法规定了职工的工作时间和休假制度，实行每天不超过八小时，平均每周不超过四十四小时的工时制度；《民法通则》和《侵权责任法》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相应的损失。

秦希燕说，“过劳死”并非在法律上得不到任何救济和保障。根据法律规定，因用人单位违法加班，导致职工“过劳死”的，职工近亲属可以以民事侵权为由诉诸法院，请求损害赔偿；《工伤保险条例》规定了视同工伤的情形，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为工伤，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但事实上，许多员工常常为了养家糊口的薪水，以及息息相关的升迁、职业发展，常常选择“自愿加班” ；而一旦发生“过劳死”的悲剧，我国法律上也没有对疾病发作与工作之间关联性的明确规定，导致“过劳死”处于无法律保护的尴尬境地。

秦希燕认为，事实证明，仅仅依靠现有的《侵权责任法》和《工伤保险条例》是远远不够的，我国关于“过劳死”多停留在性质之争上，其法律保障体制方面尚未成熟。

建议：完善法律体系，建立“过劳死”补偿赔偿机制

秦希燕认为， “过劳死”发生的前提和基础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建立的劳动关系，按照现行的《工伤保险条例》， “过劳死”具备认定为“工伤”的多个构成要件，完全可以将“过劳死”认定为工伤死亡的一种特殊形式，比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来处理，将“过劳死”纳入工伤保险保障。

除此以外，还应该立法明确“过劳死”的认定标准，并设置专门权威的“过劳死”认定机构，以防止各种纠纷，引发社会不稳定。《工伤保险条例》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

“按此规定，工伤的举证责任主要在用人单位，用人单位为了规避行政处罚，仍然可能在举证上懈怠甚至销毁相关证据。”秦希燕建议，进一步强化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权利，改变其被动接受工伤认定的地位，变为主动调查，及时派遣专业人员到用人单位搜集相关证据材料。

此外，职工“过劳死”与工伤中的因工死亡的实质性结果是一样的，其补偿标准也应当一样。应当建立工伤补偿与精神损害赔偿的并存机制。（曾力力 任峰磊 翟旭钦 发自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