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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理事长 唐保玲
中国工合唐保玲理事长在论坛上讲话
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有一段让我们共同回忆并永远难以忘怀的历史，那就是在70年前，我们中国共产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经过国共合作，浴血奋战，取得了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这场战争的胜利，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新中国夯实了重要基础。这是中华民族由近代以来陷入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是开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征程的新起点。
也就是在这场波澜壮阔的全民抗战中，中国工合运动在烽火中兴起，为中国的抗战胜利书写了光辉篇章，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埃迪加•斯诺夫妇、乔治·何克，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和国共两党要员都参与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创建和领导工作，通过组织工业合作社，生产军需民品，争取国际援助，举办培黎教育，掩护党的地下工作，有力地支援了前线抗日斗争。在当时，工合被誉为“后方经济堡垒”。 中央统战部张裔炯常务副部长同工合人员亲切合影留念
在抗战烽火中诞生 在艰难岁月中成长
1937年7月7日，日寇发动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日本侵略者的狂轰滥炸，工厂停产，工人失业，难民如潮，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使中国的经济特别是民族工业遭到了空前的大破坏。在抗战前线，军用被服、药品、军火等物资日趋紧张；在后方，广大民众的日常生活用品难以为继，供需矛盾突出。面对严峻的战争形势，国际友人路易·艾黎提出，“没有工业——就没有国防”，埃迪加•斯诺夫妇和路易·艾黎策划并发起了“工合”运动。在大后方及敌后抗日根据地迅速重建中国的工业体系，尽快地弥补工业产品的生产，以满足抗战和社会的需求。
中国工合先驱、原培黎学校校长乔治·何克（1915-1945）
1938年3月19日，在由上海各界爱国人士刘湛恩、胡愈之、萨空了、梁士纯、徐新六等人出席的一次“星一聚餐会”上，斯诺夫妇和艾黎提出了“在中国建立工业合作社的概略计划”。组织工业合作社，发展小型手工业或半机器工业，从事生产各种迫切需要的日用工业品，供应军需民用。这种组建中国工业合作社的计划，不仅得到了宋庆龄、周恩来的“赞成和支持”，同时也得到国民政府的肯定和支持，通过宋美龄和英国、澳大利亚等在华人士的帮助，最终使这一计划得到实施。1938年8月5日，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汉口正式宣告成立。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兼任总会理事长，路易·艾黎代理总干事，并被任命为行政院的技术顾问。同年底，“工合”总会组织机构在重庆建立。中国工合《章程》明确规定:“本会以适应抗战建国，发展工合事业，增加生产，树立工业基础为宗旨”。制定指导方针为“增加生产，供济军需民用”，“以适应抗战需要为第一，同时亦注意到社会方面之要求。”其历史使命为“建设经济国防，支持长期抗战，发展民族工业，实行民生主义”。 中国工合成立后，先后在全国设立7个大区一级的办事处和140多个工合事务所和指导站，一条漫长的工合线，便一路从东南敌后游击区伸入西南、西北大后方，从蒙古高原直至云南山地，工业合作社星罗棋布地出现在四川、西康、云南、贵州、陕西、甘肃、宁夏、山西、绥远、河南、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江西、福建、浙江、安徽等18个省的大半个中国广阔大地上。“工合”运动寓救济于生产，寓抗战于生产，支援军需和民用，这在当时是发展中国工业的一条新路，也是一项社会进步事业，在中国人民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一页。
敢为抗战担当后盾 筑牢后方经济堡垒
在中国工合成立后的整个抗战期间，当时大后方和解放区组建3千多个工业合作社，社员近3万人，安置劳动就业几十万人，产品有十大门类139种，举凡纺织、造纸、瓷器、制革、机械、印刷、矿冶、手榴弹、军服、农具等各类物资均有生产。“工合”的产业涉及到抗战经济和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说是“举凡国计民生，无所不包”。其中，生产纺织、榨油、印刷机器等机器及农具等12万余具，帆布、军布及各种民用布匹82450余万平方码，军毯250余万条，军服、军鞋等及日用服装1100余万套。以及大批的药棉、绷带、纱布、酒精和军械设备及机器配件，还造出大批手榴弹、刺刀，试制出各种型号的枪支。1939年，单是在成都和近郊各村里，就有大约五千人在纺羊毛，工合职工每天已可以出产一千二百条毯子了。分布各地的工合社用简陋的设备，克服各种困难，生产出大量物资，一方面源源运往抗战前线，在直接支持着抗战事业的同时，又不断销往后方市场，满足内地人民的日常生活需要。这对于繁荣战时经济，供应军需民用，抵制日货倾销，粉碎和打击日寇“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经济侵华阴谋，成为“经济国防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战时中国经济的一股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工合运动不仅在国统区迅速铺开，同时在中共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也蓬勃开展。1939年2月，路易·艾黎首次到访延安时，向毛泽东同志介绍了工合的情况，得到了毛主席的肯定和支持。他向林伯渠、曹菊如提议在延安设立工合事务所，于3月26日，得到了当时负责中央财经领导工作的李富春的批准并正式成立。在短短的5个月中，延安事务所办起了15个“工合”社。同时通过与边区政府建设厅合作，将建设厅所属的137个生产合作社，按“工合”社的模式进行重组、扩充和技术改造，使之成为受“工合”指导的单位。这137个合作社，拥有28 000多个社员和3万元以上的资本，它们的加入，大大壮大了“工合”在陕甘宁边区的力量。到1942年，“延安的工合机构成了全国最大的地区总分会，拥有的工人相当于中国其他地区工合工人的总和。”
中国工合收藏文化研究会主办“互联网+时代的珠宝业变革—艺术品市场发展新模式”研讨会
陕甘宁边区原来几乎没有工业，到1942年9月底， “工合”在延安的发展，为边区的合作社作出了示范。到1945年7月，在黄河以北的华北各根据地先后建立了包括40余种不同类型的工业合作社253个，月产值43,750万元，极大地补充了解放区公营经济的不足，为解放区战胜严重的经济困难，坚持抗战，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国际友人奔走呐喊 抗战力量得到凝聚
中国工合是国际合作的产物，是国际友人和中国人民共同智慧的结晶。一大批国际友人为中国工合的设计、筹备、成立和发展，倾注了全部心血，做出了重大贡献。路易·艾黎和埃德加·斯诺及其夫人尼姆·韦尔斯，为工合的成立奔走呐喊，为工合的成长发展竭尽全力。在工合兴办过程中，更得到许多国际友好人士的鼎力相助。英国大使卡尔、大使馆秘书亚历山大和美国大使馆参赞文森等人都给予热诚的支持。特别是英国大使卡尔，亲自赶到武汉，把兴办工合的计划面呈蒋介石、宋美龄和孔祥熙，并向他们专门作了介绍，力促国民党政府支持工合运动的开展。
经宋庆龄倡议，1939年6月在香港成立了工合国际委员会，任务是代表中国工合接受各国、各团体、各界所给予的借款、赠款和物资、技术等。香港圣公会主教何明华担任该会主席，宋庆龄为名誉主席。委员有宋子文、斯诺、艾黎、普律德和各促进会的代表以及港澳地区爱国人士、中外银行家、商业巨子和慈善事业家钟秉铎、郑铁如、何东等20多人，由陈翰笙担任执行秘书，陈乙明担任司库。 中国工合唐保玲理事长参加2015中国生态产业链发展论坛及生态中国行启动仪式
工合朝气蓬勃、同心协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传遍了世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卡尔逊就把自己负责指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飞行突击队以工合飞行突击队命名，向战士灌输工合精神，激励他们英勇作战。1942年8月16日，卡尔逊的“工合营”高喊工合口号，冲向敌人阵地，在所罗门群岛以损失30人的代价奇袭日军据守的马金岛，取得了二次大战中美军首次两栖登陆战的胜利。这个胜利消息一下传遍美国，美国人心为之一振。由此，工合“gung-ho”，被列为美语词条。
团结各界进步人士，壮大抗日统一战线
中国工业合作运动作为抗战时期坚持经济抗战、支撑战时生产与赈济难民的生产救亡运动，它兼容中外人士，联系国共两党和其他民主派别。各党派和国际人士在工业合作旗帜下放弃了彼此的政见分歧和阶级对立，超越了国家与民族的隔阂，竭其所能地支持国共两党和盟军的对日作战。工业合作组织堪称是各种抗日救亡组织中最具统战特色的组织之一，也是当时国内外抗日统一战线的一条重要纽带。
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得到了国共两党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工合”总理事会于1938年12月在重庆成立时，它包括国民党方面的宋美龄、孔祥熙、王世杰、邵力子、翁文灏、蒋廷黻、杭立武、张治中、俞鸿钧等；也有当时中共驻渝代表林祖涵、董必武、邓颖超等；还有各界民主人士沈钧儒、黄炎培、莫德惠等。这些人选反映了“工合”实质上也是国共第二次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果，集中地反映了中国人民坚持抗战、振兴经济、救国救民的共同愿望。
中国共产党始终支持“工合”运动。毛泽东在1939年9月23日曾指出：“中国工合在帮助恢复我们后方工业方面，它们所做的工作却是很重要的，工合在敌后战区最为需要，而且得到我们的军队、人民和政府最热烈欢迎”。在毛泽东的倡导和大力支持下，再加上延安事务所的努力和边区政府的大力扶持，工合运动迅速在陕甘宁边区蓬勃发展起来，成为全国工合的一个典范。
“工合”运动的兴起与发展得到了许多进步人士及社会团体的大力支持。宋庆龄“百分之百地支持”这一事业，而且主动提出愿意做发起工合的保证人。她认为工业合作社可以补充孙中山三民主义中最重要的然而也最容易被人忽略的部分即民生主义。希望通过“工合”这类组织，组织起民主的战线。她长期担任“工合”国际促进委员会名誉主席，为“工合”募集了大批国际捐款和急需的物资。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无论在什么条件下，宋庆龄始终关心和支持中国工合运动的开展。她为工合运动作出的功绩是无与伦比的，是举世卓著的。 中国工合运动是在“最具独特性、最有希望的统一战线中诞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蓬勃展开”。中国工合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组织动员国共两党、国内外各界人士投身工合事业，支持工合、援助工合、发展工合，服务抗战，为发展和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出了积极贡献。
支持掩护党内活动 孕育发展领导力量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工合”具有合法性，中国共产党利用工合组织，向工合派遣一批批党员干部在国统区“工合”中工作，既支持、推动了“工合”的发展，又通过“工合”的组织掩护，积极开展党的工作，向广大群众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群众、组织群众，扩大党组织的力量和社会影响。当时，在中国工合，不仅在理事会中有党的领导同志，在西北、东南等地办事处还设有党组或分党组，不少地区的工合事务所由共产党员担任主任，一些地区的工合组织或合作社还成为党组织秘密活动联络站，不少党员以合作社成员的身份开展党的地下斗争。中国工合还适应战时需要，组织战地工合，向前线临时工厂输送技术工人，直接支援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斗争。
为了给党组织进行地下活动和开展工作提供合法场所，1939年成立了和平工合事务所。我党利用工合建立和发展党组织，并成立和平党支部，将所属合作社作为中共东江后方特委与所属县委的联络地点，和平工合联合社、印刷厂也成为和平地下党委领导机关的所在地，不少党员以工合身份作掩护，进行党的工作。在和平县工合组织中就有党员100多人，成为工合事业的中坚力量。事实证明，工合有了共产党的领导和支持才得到发展，党组织也在工合发展中不断壮大。 为了抗击日寇，晋东南、皖南地区的工合还组建起工合游击队，许多“工合”社员，平时既是工人，又是民兵；战时不仅是支前劳工，有的还直接参战。1940年10月，日寇进攻云岭新四军军部时，丁桥烧炭合作社的社员积极配合新四军参加战斗，打退了日寇的进攻，取得了云岭保卫战的胜利。1941年5月，以晋东南工合事务所工作人员为主，组建起一支蟒山工合游击队，多次参与对敌作战，至今当地群众还念念不忘他们的英雄事迹。
也正是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工合的工作才更加明确了前进的方向。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乃至改革开放后的几十年中，工合确实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宋庆龄、叶挺、贺龙、邓颖超、习仲勋、李鹏、朱镕基、温家宝、王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们多次接见工合创始人，参加会议或题词。邓小平盛赞工合创始人路易·艾黎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老同志、老战士”，“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1983年3月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批准中国工合恢复组织活动的文件上明确指出：“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曾受到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的鼓励和支持。在西南、西北大后方和我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设有机构，把技术工人和难民组织起来，从事日用工业品和军需品生产，并举办各种职业学校，培训技术人才，支援抗日战争。在解放战争时期，‘工合’继续发挥了支援军需民用的作用。这个组织在国际上也有一定影响。”这是对中国工合的充分肯定，是老一代工合人建立起的丰碑，也是工合事业发展壮大的动力源泉。
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了传承工合精神，为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1983年中国工合恢复活动，重新起航。现在中国工合在多个省市建有地方工合组织，会员遍布全国各地，涵盖多个行业，实行跨所有制、跨地区、跨行业的大联合、大合作，走出了一条传承爱国传统、弘扬抗战精神、创新工合事业、推动社会发展的新路子。 今天，我们回顾工合在抗战中的奋斗历程，就是要铭记历史，缅怀先驱，学习和弘扬爱国抗战的革命精神，努力把工合事业传承下去，发扬光大；就是要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团结合作一起干，务实创新谋发展” ，为实现“强国富民”的工合梦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