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日报7月15日报道 7月8日上午11时30分，广州科学城，随着总价高达6亿多元人民币的3笔大单的签订，唐红键微笑着对台下的人挥了挥手。而这天也是广东电力设计研究院建院50周年的日子。

唐红键是广东电力设计研究院院长，他领导的是一个在我国核电站设计领域呼风唤雨的企业。

2008年中国将开工建设福建宁德、福清和广东阳江三个核电项目。

在随后的几年中，随着各项设计工作陆续到位，各方将为这三个工程投下上千亿元人民币。不过，这所有的一切也仅仅是中国“核电强国”梦想的开端，因为根据我国核电产业发展规划，到2020年我国核电总装机容量要达到4000万千瓦，在建1800万千瓦。这意味着，在今后的十多年间，我国平均每年要开工建设3~4台百万千瓦级的核电机组，这在历史上绝无仅有。

而在此蓝图下，在未来十多年中，我国将投下至少4500亿元人民币。与此同时，中国在预计花费百亿元人民币把国外的第三代核电技术引进中国，并在此基础上自主创新。

其实，中国开描“核电蓝图”并不是一时的冲动。在能源紧缺的大背景下，核电成为了最现实的选择。在未来的中国，从沿海的广东、浙江、福建到内陆的湖北、湖南、江西，几十座核电站将拔地而起。

7月4日，星期五，这是合同签订前的最后一个周末，唐红键办公室的门一直敞开着。这天，下属们从他的办公室进进出出，从小到服装颜色，大到领导讲话的排序，下属们依次向他汇报，并等待他的确定。

不过，在唐红键看来，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以后无数个类似“7月8日”这样的日子而服务，毕竟那个是以“亿元”为单位的大生意。在此之前，他们很少经历，而在此之后，他们梦想着天天经历。

能源危机困扰中国

研究院的核电设计生意这么好，唐红键除了要感谢夜以继日奋斗的同事，另一个需要感谢的是日益逼近中国的能源危机。

能源危机的紧迫性何在？中国科学院院士、核反应堆工程专家王大中曾用一组数据作出过说明：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能源生产与消费国、第一大煤炭生产与消费国、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及石油进口国、第二大电力生产国。

根据2020年中国GDP翻两番的发展目标估计，国内约需发电装机容量8亿~9亿千瓦，而已有装机容量仅为4亿千瓦。但在现有的发电结构中，单煤电就占了其中的74％。这也意味着若电力需求再翻一番，每年用煤就将超过16亿吨，而长距离的煤炭输送将加剧环境和运输压力。另外，在今年年初南方的冰灾中，光是因交通运输困难，电煤供应紧张，造成的缺煤停机超过3700万千瓦，19个省区拉闸限电。而如此大电煤消耗，二氧化硫和烟尘排放量每年分别新增500万吨和5326万吨以上。

另外，水电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其开发难度相当大。而太阳能、生物能等可再生能源开发遇到核心技术的瓶颈，其使用成本极高。因此，在未来的30年内，这些新能源不具备成为我国主力能源的条件。所以，清洁、高效的核电成了备选。

1957年，人类开始建设核电站并利用核能发电，到现在，核电约占全世界电力的16%。

但自1986年前苏联发生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核燃料泄漏事件以来，核电成了许多人心中的恶魔，中国也不例外。全球核电业就开始进入低潮。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统计，2000年年底，全球正在运行的核动力堆共有438座，到了2003年3月，增加至441座，仅增3座。

但现实的能源危机改变了这一切。

在能源危机的背景下，人们对生存的渴求战胜了对恐惧的担忧，欧美国家被冻结30多年的核电计划也纷纷解冻。而此间，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中国的核电发展战略也正在由“适度”转向“积极”。

唐红键喜欢用“道路曲折”来描述中国核电工业的发展历程。在唐红键的脑海里，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中国的核能事业就已启动，不过当时主要是为了打破两个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增强中国的国防力量，而并非出于民用发电目的。直到上世纪70年代，周恩来总理在相关会议上才提出，要将核电用于民用，建商用核电站。

此后不久，中国第一个商用核电站秦山核电站开始组建，并于1991年12月15日并网发电。“这结束了中国内地无核电的历史。”唐红键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