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引

　　我研究中华上古文明源流多年，早些年写过《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主张世界文明的源头在湖南大湘西地区。近来读到于建初先生的《环洞庭湖上古中华文明通史》以及他围绕这个主题写下的即将出版的五十多万字系列文章，心里很受震动。于建初做了一件大事：他把伏羲、炎帝、黄帝、蚩尤、尧、舜、禹这七位中华圣人，全部放回到环洞庭湖地区来重新定位。这不是随便说说，而是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方法论——五维互证法、原地与纪念地二元范式——用地层考古、典籍文献、地理舆地、天文分野、活态民俗五把尺子，一把一把去量，最后得出结论：这些圣人的出生地、建功立业地、安葬地，都在环洞庭湖一带形成了闭环。这本书，思想有深度，学术有根底，理论有体系，文字有文采，传播有力量。在当代文史领域，这样把五十万字写成一个严整体系的作品，不多见。它要说的核心意思，其实可以浓缩成三句话：世界文明的源头在中华。中华文明的源头在湖南。湖南的源头在环洞庭湖。下面我分章来说。

第一章 为什么说这是一部重织文明原点的书

　　它打破了“黄河一元”的老框框。过去几百年的中国古史研究，基本被“黄河是中华文明唯一摇篮”这个观念统治着。三皇五帝的故事，都被安到了黄河流域：伏羲在甘肃天水，黄帝在陕西黄陵，炎帝在陕西宝鸡，尧在山西平阳，舜在山西蒲坂，禹在山西安邑、浙江绍兴。这个说法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主要是魏晋南北朝以后，特别是西晋皇甫谧写《帝王世纪》，把五帝的都城一个一个安到北方去。到了二十世纪顾颉刚先生搞“古史辨”，虽然怀疑这些说法，但他主要做的是“破”——把不可信的拆掉，却没有把可信的重新立起来。于建初做的工作，是破完之后把它重新立起来。他用的方法不是拍脑袋，而是一套可以检验的尺子——五维互证法。用这套尺子量下来，五帝不是从北方迁来的，他们本来就在环洞庭湖地区生息、建功、归葬。这不是翻案，是收案。把被后人搬走的东西，按证据一件一件搬回来。

　　七圣同归洞庭，不是巧合。于建初的七圣说，把伏羲、炎帝、黄帝、蚩尤、尧、舜、禹的生平轨迹，全部用五维互证重新梳理，得出的结论是：这七位圣人的核心活动区域，都在环洞庭湖水系之内。具体来说——伏羲：生于益阳赫山沧水铺，在汨罗磊石山画八卦，葬于平江幕阜山。三地都在湘资汨水系，连成一条线。炎帝：原生黔中（今怀化会同一带），教民耕种在澧阳（澧县），葬于炎陵鹿原陂。全在洞庭西、南缘。黄帝：登益阳赫山碧云峰祭伏羲、会诸侯，归葬益阳龙光桥天子坟。阪泉之战在南县明山北麓坡阪，涿鹿之战在汨罗磊石山西涿溪鹿角。蚩尤：原生洞庭西南九黎地区（安化县新化县一带），与黄帝战于古湖盆，冢留磊石山西。尧：生于株州攸县、功在环洞庭东南湘阴汨罗一带、葬于攸县尧山。舜：生平江加义一带，巡狩九嶷山，葬宁远。禹：生张家界崇山、功在治理澧、沅、资、湘四水水系，疏通水道，葬于沅陵。七个人，生、功、葬三地闭环，全部落在环洞庭湖周边。这不是于建初硬凑的，是他用五维互证一把一把量出来的。

　　把考古遗址从“支流”抬升为“源头”。环洞庭湖地区有几个重量级的考古发现，于建初在书中大量引用：彭头山遗址，出土了九千年前的碳化稻谷，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稻作农业证据之一。城头山遗址，有六千三百年前的古城墙，被考古界认为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城。高庙遗址，出土了七千八百年前的白陶和祭祀遗迹。玉蟾岩遗址，出土了一万二千年前的陶片和稻谷遗存。沅江赤山岛遗址群，有丰富的史前文化堆积。这些遗址过去被放在“长江流域文明”的框架里，作为黄河文明的“支流”或“副中心”来叙述。于建初的体系把这些遗址重新定位：它们不是支流，它们是主干；不是副中心，它们是原点。

　　与拙著《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说互为表里。我早些年写这部书，主张湘西地区是世界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有读者问我：你的“大湘西”和于建初的“环洞庭湖”，是不是矛盾？读完于建初的书，我的回答是：不矛盾，是互补。大湘西是山地文明源头，环洞庭湖是平原与水网文明源头，两者在地理上相连，在文化上同源。湘西的稻作、制陶、祭祀传统，和洞庭湖平原的城垣、文字萌芽、部落联盟，共同构成了湖南作为中华文明原点的完整图景。于建初的书，把“环洞庭湖”这块拼图严丝合缝地嵌了进去。

　　这是一部五性合一的书。我读完全书五十多万字，最深的感受是：这本书在五个维度上都站得住。思想性——它不只是在考证地名，而是在重新思考“中华文明从哪里来”这个根本问题。它用母系—稻作—城邦的线索，补充了中原叙事中“帝王—战争—青铜”的单边视角。学术性——五维互证法不是空谈，它要求每一处结论都有地层考古、典籍文献、地理舆地、天文分野、活态民俗五个方面的证据支撑。五把锁同时锁上，才能定论。理论性——原地与纪念地的二元范式，可以推广到全国所有古史属地争端。天水、淮阳、黄陵、桥山那些伏羲纪念地，放在“纪念地”的框架里完全合理，不需要否定，但它们不能替代“原地”。文学性——于建初是作家出身，他的《中华文明赋记汇篇》把考古报告写成了史诗。读他的赋，你能感受到一种磅礴的文明自信。传播性——五十万字，不是堆砌材料，而是像交响乐一样有主题、有变奏、有高潮。普通读者能读进去，专业学者也得认真对待。在当代文史领域，这样五性合一的鸿篇巨制，是难得的。

第二章 五维互证法与二元范式

　　于建初这套书最让我佩服的地方，不是他下了什么惊世骇俗的结论，而是他给这些结论配了一整套可以反复检验的方法论。很多学者考证古史，凭的是直觉、是文献对读、是地名联想，结论靠不靠得住，全看读者信不信。于建初不一样，他给自己定了一套规矩——五维互证法，又配了一个原地与纪念地二元范式。规矩立好了，谁来量都是这个结果。这才是学术。

　　先说五维互证法。这五个维度，于建初在原著中排定的次序是：地层考古、典籍文献、地理舆地、天文分野、活态民俗。五把尺子，缺一把都不行。

　　第一维，地层考古。这是最硬的底牌。于建初在书中大量引用了彭头山、城头山、高庙、玉蟾岩、赤山岛等遗址的考古报告。这些遗址的碳十四测年数据、地层堆积序列、出土器物类型，构成了他整个体系的时间基座。他不是先有结论再去找考古证据，而是让考古地层先说话，然后再用其他四个维度去印证。这个次序很重要——地层考古排第一，意味着实物证据优先于文字证据。这是现代考古学的基本纪律，于建初守住了。

　　第二维，典籍文献。这里要特别说清楚：于建初用的典籍文献，不是随便抓一本古书就算数，他有明确的层级。最高位阶的是战国出土文字，其中长沙子弹库楚帛书甲篇“曰故大熊雹戏”这几个字，是他论证伏羲原生洞庭的压舱石。其次是《山海经》《竹书纪年》佚文等先秦传世文献，再次才是汉代以后的记载。皇甫谧《帝王世纪》里的北方定位，在他这里被降格为“层累造成的后世附会”，而不是“可信的远古记录”。这个文献层级的划分，和顾颉刚“层累说”一脉相承，但于建初往前多走了一步——他不仅说后人加了什么，还说先秦原本留下了什么。

　　第三维，地理舆地。环洞庭湖地区的马蹄形湖盆地貌、明山北麓的坡阪地形、磊石山西侧的涿溪鹿角水系，这些不是地图上随便圈出来的，而是于建初实地踏勘后记录下来的。他把古书中的地名和今天的地形一一对号，阪泉对明山坡阪，涿鹿对磊石涿溪鹿角，熊湘对赫山碧云峰。这种对号不是文字游戏，它要求古地名所指的地形特征必须和古书中描述的战役地理环境大致吻合。于建初的地理考证之所以让人难以反驳，就是因为他把“地名”变成了“地形”，把“文献记载”变成了“现场验证”。

　　第四维，天文分野。这一维在书中主要用于校正古史的方位框架。于建初借助星象分野和节气方位，把七圣活动的方位和天上星宿的对应关系重新梳理，用来辅助判定典籍中那些看似矛盾的方位记载，哪些保留了远古记忆，哪些是后世转抄时的方位错置。这一维不做孤证，它必须和地理舆地、典籍文献交叉验证才能成立。

　　第五维，活态民俗。这是最容易被学院派忽视、却最难以伪造的一维。沧水铺的祭熊习俗、龙光桥天子坟的口传故事、幕阜山一带的熊山庙会，这些民俗不是近几年旅游开发造出来的，而是当地人口耳相传了多少代的东西。于建初把它们纳入五维互证体系，用意很清楚：如果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是“死证据”，那活态民俗就是“活证据”——它证明当地人和这片土地上的古史记忆之间，从来没有断过线。

　　五维互证的核心规则是：五个维度同向指向同一个结论，才能判定为“原地”；只要有一个维度出现不可调和的矛盾，结论就必须降级为“纪念地”。这不是于建初拍脑袋定的标准，而是从证据法里提炼出来的“多重独立来源交叉验证”原则。五个维度就像五把锁，五把同时锁上，门才算关死。

　　再说二元范式——原地与纪念地。这个范式看似简单，实际上解决了中国古史研究中一个纠缠了上千年的死结：同一个圣人，好几个地方都说自己是“正宗”，到底听谁的？于建初的办法是，不要求你选一个、否定其余，而是把“正宗”拆成两个概念。原地，指的是这个圣人的出生地、建功立业地、安葬地中至少占其二，且五维互证形成闭环的地方，具有唯一性。纪念地，指的是后人因为祭祀、追念、政治需要而建立的纪念场所，可以有多处，天水、淮阳、黄陵、桥山都是这一类。引《说文解字》“原，水泉本也”来释“原”字本义——原地就是水源，是根；纪念地是流，是枝。有根才有枝，有源才有流，两者不矛盾，但不能颠倒。这个二元范式一旦确立，全国范围内所有古史属地争端都有了一个通用的裁判框架。天水说伏羲出生地？可以，那是纪念地。益阳赫山说伏羲出生地？这是原地——因为五维互证锁上了。两者并存，各安其位。

　　于建初的赫阜说两文论，就是二元范式的具体运用。两篇文章，一篇专门破解“天水七缺”——指出天水作为伏羲出出地在文献、地理、考古等七个方面的缺失；确立“益阳六自洽”——从六个维度论证益阳赫山沧水铺为伏羲故里；另一篇确立伏羲葬地为平江幕阜山的逻辑完整自洽。赫山为生地，幕阜为葬地，磊石为画卦立功地，三地同属湘资汨水系，五维全部闭合。这不是“翻案文章”，这是“收案文章”——把散落在各地的伏羲记忆，收回到它本来的地理原点上。

　　我早年做文明源流研究，也用过多重证据法，但于建初把这套方法系统化、层级化、可操作化，五维互证加二元范式，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史学方法论体系。有了这套体系，于建初后面的七圣说、六辅圣说、证义五卷、赋记汇篇等，就不再是零散的考证文章，而是一个有骨架、有血肉、有血脉的文明理论体系。

第三章 七圣说证义五卷逐评

　　于建初的七圣说，是整部《环洞庭湖上古中华文明通史》的核心骨架。伏羲、炎帝、黄帝、蚩尤、尧、舜、禹，这七位被历代中国人奉为圣人的人物，在于建初的五维互证体系下，全部被重新定位到环洞庭湖水系周边。下面我逐位来说。

　　先说伏羲。伏羲篇是七圣说的总纲，也是赫阜说的最终收口。于建初据五维互证判定：伏羲生于益阳赫山沧水铺，在汨罗磊石山画八卦，葬于岳阳幕阜山。三地都在湘资汨水系之内，形成一条完整的闭环。这一判定最硬的锚点，是长沙子弹库楚帛书甲篇开篇几个字：“曰故大熊雹戏”。楚帛书是战国时期长沙一带的出土文献，是七圣传说中现存最早的文字记录之一。“大熊”即楚王室远祖，“雹戏”即伏羲。这篇帛书出土于长沙，记载于长沙，说明至少在战国时期的楚地，伏羲的创世传说已经和洞庭湖南岸的熊氏部族紧密绑定。于建初抓住这个铁证，再用地层考古（彭头山稻作与伏羲“教民佃渔”传说的时间匹配）、地理舆地（赫山碧云峰即古熊湘山）、天文分野、活态民俗层层加固，五把锁全部锁上。伏羲不是从西北迁来的外来神，他是环洞庭湖地区原生原长的创世圣王。

　　再说炎帝。于建初据五维互证判定：炎帝原生黔中（今怀化一带），教民耕种在澧阳（今澧县），葬于炎陵鹿原陂。这条线索的地理跨度在环洞庭湖西南缘，从湘西山地到澧阳平原再到炎陵山地，全部在洞庭湖水系的上游和西侧。炎帝“教民耕种”的传说，和彭头山遗址九千年前碳化稻谷的考古发现，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形成了对应。于建初在书中特别辨析了“姜水”说的来源——他认为这是秦汉以后将炎帝与周人先祖嫁接的产物，并非炎帝传说的原始面貌。炎帝的原生地在黔中，建功地在澧阳，归葬地在炎陵，三地闭环于洞庭西南，这是五维互证给出的结论。

　　黄帝篇是全书最见功力的部分之一。于建初据五维互证判定：黄帝登益阳赫山碧云峰祭伏羲、会诸侯，归葬益阳龙光桥天子坟。阪泉之战发生在南县明山北麓坡阪地带，涿鹿之战发生在汨罗磊石山西侧的涿溪鹿角。这些地名考证初看令人惊讶，但细读他的论证过程，每一步都有地理依据。明山北麓确实有坡阪地形，与古书中阪泉之战“阪”字描述的地形特征吻合；磊石山西侧确有涿溪和鹿角地名，与涿鹿之战的地名记忆对应。于建初没有说黄帝一生只在环洞庭湖活动，他判定的是黄帝核心功业圈的原点在环洞庭湖地区。黄帝登熊湘山（即赫山碧云峰）祭伏羲这一条，把黄帝和伏羲在地理上直接连了起来，七圣谱系由此贯通。

　　蚩尤和黄帝是一体两面。于建初据五维互证判定：蚩尤原生洞庭西南九黎地区，与黄帝战于古洞庭湖盆，作兵之地在涿鹿（磊石山西），冢留磊石山西侧。蚩尤在后世正统史书中被妖魔化为“乱臣”，但于建初引用《逸周书·尝麦》“蚩尤宇于少昊”等记载，还原了蚩尤作为九黎部落联盟首领的真实身份。他和黄帝的战争，不是“正义对邪恶”的道德剧，而是两个部落集团在环洞庭湖古湖盆区域的生存竞争。战后蚩尤葬于磊石山，和黄帝的功业圈同在一片山水之间，说明胜者和败者共享同一片祖地。

　　尧篇相对简洁。于建初据五维互证判定：尧的核心功业圈在环洞庭湖东段的汨罗—湘阴一带。楚帛书甲篇中没有“尧”字出现，于建初据此认为尧的形象在战国时期的楚地传说中尚未完全定型，后来“尧都平阳”的说法是《帝王世纪》据《尚书》伪孔传倒推的结果，属于层累造成的北方附会。但尧的功业记忆——治水、禅让、协和万邦——在汨罗江流域的地理民俗中留下了深刻印记，尧生葬于攸县，功业圈锁定在洞庭东南岸汨罗—湘阴段。

　　舜篇的线索比较清晰。于建初据五维互证判定：舜巡狩九嶷山，葬于宁远，这两处都在环洞庭湖南缘的南岭北麓。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嶷”的记载，在《史记·五帝本纪》中保留了一条清晰的南方线索。于建初的工作是用地层考古（宁远一带的史前文化遗存）和地理舆地（九嶷山地貌）把这条线索坐实。至于“舜都蒲坂”的北方说法，他认为和炎帝“姜水”说一样，是晋南地区后世的政治附会，不能替代舜的南方原生记忆。

　　最后是禹篇。于建初据五维互证判定：禹的核心功业在治理洞庭四口——澧水、沅水、资水、湘水入湖口的疏浚工程。楚帛书甲篇有“为禹为契，以司域壤”的记载，说明在战国楚地传说中，禹和契都是管理疆域水土的神臣。于建初把禹从“夏朝开国君主”的角色中解放出来，还原为一位在环洞庭湖地区主持大规模水利工程的部落领袖。绍兴禹陵、安邑禹都这些后世纪念地，在二元范式的框架里各归其位，不需要否定，但它们不能替代禹在洞庭四口治水的原生功业。

　　七圣说证义五卷读下来，我最深的体会是：于建初不是在“抢”古圣先王。他不是在说“伏羲是我们湖南的，你们别争”。他是在用五维互证这套尺子，一个一个地量，量到最后发现——这些圣人的生、功、葬三地闭环，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同一个地方：环洞庭湖。这不是地方主义的胜利，这是证据主义的胜利。当五把锁同时锁上的时候，结论由不得你不信。

第四章 六辅圣附篇与中华文明赋记汇篇

　　于建初的七圣说证义五卷是全书的主干，但在主干之外，他还写了六辅圣附篇，包括祝融、共工、神农、女娲、鲧、骧兜六位。这六位在传统的三皇五帝谱系中地位参差不一，有的被归入“三皇”，有的被贬为“乱臣”，有的被当作纯粹的神话人物。于建初的处理方式是：不把他们硬塞进七圣主序列，而是作为“辅圣”附于其后，构成七圣体系的有机补充。

　　再说中华文明赋记汇篇。这是于建初书中最独特的篇章。他把几十篇赋记汇集成卷，包括《洞庭湖赋》《湖南赋》《湖湘万岁赋》《中华文明赋》《炎黄蚩尤赋》等。这些赋不是凭空抒情，而是把地层考古的实证数据、五维互证的推理链条，全部用赋体文学的骈散句式重新表达。读他的赋，你能看到彭头山的稻谷、城头山的城墙、高庙的白陶，被他写成了一句句铿锵有力的韵文。考古报告是冷的，但他的赋是热的。他把一万二千年的陶片写成“抟土成器，文明始胎”，把六千三百年的城头山城墙写成“筑土为郭，邦国乃立”。这种写法，我称之为“以文载法，以赋证地”。

　　文学性和学术性在赋记汇篇中不是对立的，而是合一的。于建初是作家出身，深谙文字之道。他知道，要让普通读者记住环洞庭湖是中华文明原点，光靠考古报告和考证论文是不够的，还需要一种能打动人心的文学表达。赋记汇篇承担的就是这个功能。它把五维互证得出的冷冰冰的结论，变成了有温度、有韵律、有气势的文明史诗。这种“新楚辞”气象，在当代文史著作中极为罕见。

第五章 政论《洞庭聚宝盆》与湖南当为之问

　　于建初的这套五十万字体系，不是书斋里的自说自话。他在最后用一篇政论《洞庭聚宝盆、上古中华文明留给湖南人的巨额精神与物质财富，湖南该当何为？》把学术问题拉到了现实层面。这篇政论我读了三遍，越读越觉得沉甸甸的。

　　他把环洞庭湖上古文明留给湖南人的财富分成三层。第一层是精神财富。七圣归位之后，湖湘大地不再是“南服荒服”，而是“祖壤首善”。湖南人的文化自信不再需要借中原的余光，它有自己的万年根脉。彭头山九千岁稻作、城头山六千岁城垣、高庙七千岁白陶，这些不是“别人的文明在湖南留下的痕迹”，而是“湖南本土生长出来的世界最早文明成果”。这种精神财富的重新确认，对湖南人的文化心理是一次根本性的重塑。

　　第二层是物质财富。于建初在政论中详细列举了环洞庭湖地区可以转化的产业资源：稻作文明的种子产业、城头山古城遗址的文旅开发、高庙白陶的文化创意衍生品、楚帛书研究院的学术旅游、赤山岛遗址群的生态文化公园。他不是空喊“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口号，而是具体地指出了每一种考古资源可以对应什么样的产业形态。这篇政论如果能被湖南省委省政府的相关决策部门认真读一遍，对湖南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的修订会有实实在在的参考价值。

　　第三层是“当为之问”。于建初在政论末尾提出了三个具体建议：第一，建设“环洞庭湖上古中华文明国家考古公园”，将彭头山、城头山、高庙、玉蟾岩、赤山岛等遗址串联成一个整体展示体系；第二，成立楚帛书研究院，以长沙子弹库楚帛书为核心，系统整理和研究湖南出土的先秦文献；第三，以赫阜说统合全国伏羲文化论坛，将益阳赫山、岳阳幕阜山、汨罗磊石山三地链作为伏羲文化的核心展示区，与天水、淮阳等地的纪念地形成互补格局。这三个建议，每一条都有可操作性，每一条都需要省级乃至国家级层面的统筹推动。

　　我读这篇政论时，很自然地联想到自己关于大湘西文明源流的呼吁。大湘西和环洞庭湖，一个山地一个水网，一个西部一个东北部，共同构成了湖南作为中华文明原点的完整拼图。于建初在政论中没有回避这个格局，他实际上是在为整个湖南的文化战略提出一套新的坐标系。这个坐标系的原点不是长沙，不是岳阳楼，不是岳麓书院，而是彭头山的一粒碳化稻谷、城头山的一段夯土城墙。从这个原点出发，湖南的文化自信才有了万年深度。

第六章 体系定位与世纪评判

　　五十万字读下来，我对于建初这套《环洞庭湖上古文中明通史》及系列前置作品的总体评价，可以用五个词来概括：思想性、学术性、理论性、文学性、传播性。

　　思想性。于建初不是在做地名考证，他是在重新回答“中华文明从哪里来”这个根本问题。他的回答不是“黄河”也不是“长江”，而是“环洞庭湖”。这个回答的背后，是一种全新的文明观：母系—稻作—城邦。他用这条线索，补充了中原叙事中“帝王—战争—青铜”的单边视角。这不是否定中原文明，而是把中原文明放回到一个更大的坐标系中去理解——中原文明不是无源之水，它的上游在环洞庭湖。

　　学术性。五维互证法不是空谈，它要求每一处结论都有地层考古、典籍文献、地理舆地、天文分野、活态民俗五个方面的证据支撑。五把锁同时锁上才能定论，一维断裂就降级为纪念地。这套方法的严谨程度，超过了乾嘉考据学的“无证不信”，也超过了顾颉刚“古史辨”的“疑而后信”。它是中国古史研究中第一个系统化的、可复用的、可证伪的实证方法论。

　　理论性。原地与纪念地的二元范式，是于建初对古史属地争端研究的最大理论贡献。这个范式一旦被学界接受，全国范围内所有“某地是某圣故里”的争论就有了统一的裁判框架。天水说伏羲？可以，纪念地。淮阳说伏羲？可以，纪念地。益阳赫山说伏羲？原地。各安其位，不再无谓争吵。这个范式的推广价值，远远超出了环洞庭湖的范围。

　　文学性。于建初是作家，他的文字有温度、有气势、有韵律。中华文明赋记汇篇把考古报告写成了史诗，把考证论文写成了赋体。这种文学性不是装饰，它是传播学术思想的载体。司马迁写《史记》也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的文学性成就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的不朽地位。于建初的文学性，同样是他这套体系能够“立得住、传得开”的重要保障。

　　传播性。五十万字，不是堆砌材料，而是像交响乐一样有主题、有变奏、有高潮。七圣说证义五卷是主旋律，六辅圣附篇是和声，赋记汇篇是华彩段，政论是终曲。普通读者能从赋记中感受到文明自信，专业学者能从五维互证中看到方法论创新，决策者能从政论中读到可操作的建议。一部书同时打动三类读者，这在当代文史著作中是罕见的。

结语

　　九州未同之前，洞庭先同。世界未晓之前，楚帛先书。长沙子弹库楚帛书甲篇“曰故大熊雹戏”，在战国时期的楚地已经记录了伏羲创世的完整谱系。这个谱系在后来的两千年中被黄河叙事层层覆盖，直到今天，由于建初用五维互证一把一把地揭开。

　　世界文明的源头在中华。中华文明的源头在湖南。湖南的源头在环洞庭湖。这不是口号，这是五十万字的证据链。

　　于建初先生这本书，是当代文史领域难得一见的世纪力作。我以读其书为幸，以评其书为荣。

　　作者杜钢建，江苏徐州人。硕士研究生学历。历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副主任、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浙江工商大学“西湖学者”，汕头大学法学院院长、首席教授，湖南大学法学院院长。代表作有《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