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体作为中华古典文学的瑰宝，自楚辞发轫、汉魏鼎盛，历经唐宋嬗变，在千百年的文脉传承中形成了“铺采摘文，体物写志”的鲜明特质，却也因近代以来的形式桎梏与语言隔阂，逐渐与当代读者疏离。国家一级作家于建初扎根湖湘文化沃土，以四十余载笔耕之功，融多元人生阅历于赋体创作，打破古典赋作的格律束缚，开创独树一帜的“于氏赋体”，实现了古老文体与现代精神的完美融合。于氏赋体以骈散相济为骨、以哲思情怀为魂、以地域时代为脉，不仅为赋体文学的当代传承开辟了新径，更以文品与人品的统一，诠释了当代文人的文化担当与精神风骨，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鲜活范本。

　　于氏赋体的鲜明风格，在于骈散相济的文体创变，既守古典赋体之精髓，又融现代文思之灵动，让古老赋体在当代重焕生机。中华赋文化绵延千载，汉魏的恢弘风骨、唐宋的灵动气象虽光耀文坛，却也因过度讲求对仗格律、辞藻雕琢，形成了难以突破的形式壁垒。于建初以“骈为骨、散为脉”的创作理念，为赋体注入当代活力，其赋作既保留了赋体“铺张扬厉、体物写志”的核心特质，又打破了刻板的格律束缚，实现了古典韵律与现代表达的平衡。在《生命万岁》中，其以四字骈句起笔，承汉魏风骨之恢弘，对仗工整铺陈生命之百态，续建安辞赋之华茂；又巧妙穿插散句点睛，融现代散文之灵动，让说理更通透、抒情更自然，使赋作既具音韵之美，又无雕琢之痕。《杜钢建赋》更是将这一风格发挥到极致，开篇“彭城俊彦，学界鸿儒”八字定调，以“鹤发如银，映日月之精华；童颜若渥，含松柏之苍劲”的工整骈句勾勒人物形象，继而以行云流水的散句铺陈学术履历，骈句为文增色，散句为意传神，二者相融相生，让赋作既具古典文学的典雅之美，又有当代文本的流畅之质。这种“骈不散乱、散不呆板”的创作风格，消解了古典赋作与当代读者的语言隔阂，让赋体文学走出书斋，成为能被当代人读懂、读透、读进心里的文学形式。

　　于氏赋体的精妙创作手法，体现在以人载道、以事喻理的叙事架构与精准生动的语言锤炼，让赋作兼具文学性与思辨性、形象性与深刻性。于建初跳出传统赋作单纯咏物怀古、抒情言志的桎梏，开创“评传体赋”的新范式，将人物生平、史事脉络、地域文化、哲思情怀熔于一炉，使赋作既有“体物”之细腻，更有“写志”之深远。《于建初赋》以五层递进的脉络解构人生与文学，从“戎马商海铸文胆”的人生轨迹，到“骈散结合启新境”的赋体创变，再到“生命意义的永恒追问”的思想内核，层层深入如剥笋见芯，让赋作成为兼具人物评传与文学评析的立体文本；《杜钢建赋》则以杜钢建的学术探索为线索，将个人治学置于华夏文明溯源的宏大背景之下，既为学界奇人立传，又为文明自信张目，让赋作超越了个人传记的范畴，拥有了文化溯源的时代价值。在语言表达上，于氏赋体兼具精准性与文采性，对仗句俯拾皆是且工整自然，比喻、象征等手法运用精妙，“以笔为剑，挑破历史之迷雾；以学为舟，摆渡文明之航程”，以具象之喻写抽象之精神，形象生动而意蕴深远；同时，其善用成语典故却不堆砌，“焚膏继晷”“怀瑾握瑜”等词汇恰到好处，既增添文化底蕴，又避免文白夹杂的生硬，尽显典雅之风。而这种创作手法的背后，是于建初“笔随情动，墨与意合”的创作理念，其文字皆为心声流露，无病呻吟之语，无虚美浮夸之词，以事实为依据，以文本为支撑，让赋作既有形式之美，更有内容之实。

　　于氏赋体的高格文学品味，根植于湖湘文化的深厚底蕴与生命哲思的永恒追问，更融注了家国天下的赤子情怀，让赋作拥有超越文本的精神厚度。文学品味的高下，不在于辞藻的华丽，而在于文字背后的思想深度与精神温度。于建初生于桃江、长于湖湘，湖湘文化“经世致用、心怀天下”的精神早已融入其文字血脉，其赋作既扎根湖湘的山水风物、时代变迁，又跳出地域局限，走向对生命本质、文明内核、家国担当的深层思考，形成了“爱乡而爱国，怀古而观今”的大格局。在《桃花源·德之赋》《桃花江美人窝赋》等作品中，其以赋体为载体，挖掘湖湘地域文化的精髓，将桃花源的人文底蕴、桃花江的地域风情与现代道德追求、生命审美相融，让赋体从“怀古咏物”走向“观今思远”；《生命万岁》则成为其生命哲学的集大成者，精准提炼出“生命可贵在真切，生命可爱在热忱，生命坎坷为砺石，生命轮回见本真，生命主宰在自身”的五层思考，不回避人生苦难，不夸大生命顺遂，以辩证思维看待得失，以积极心态面对磨难，让赋作成为对生命意义的深度诠释。更为难得的是，于氏赋体的哲思从未脱离现实，更融注了浓厚的家国情怀与民生关怀。于建初非独醉心笔墨的书生，更是心系苍生的士人，其身为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参政阅历，捐资助学、扶危济困的仁心之举，皆化作笔墨流淌于赋作之中，让其文字既有对个体生命的细腻关照，更有对家国社会的宏大思考，实现了“小我”与“大我”的统一，“文心”与“民心”的相融。这种根植地域、关照生命、胸怀家国的文学品味，让于氏赋体超越了单纯的文字创作，成为承载时代精神、传递人文温度的文化载体。

　　于氏赋体的当代影响力，既体现在赋体文学的传承创新层面，更延伸至文化自信的构建与当代文人的精神示范，其价值远超文本本身，兼具文学价值、文化价值与社会价值。在文学传承层面，于氏赋体打破了赋体文学的当代传承困境，为古典文体的现代化转化提供了可借鉴的路径。于建初以赋体写湖湘风物、写时代人物、写生命哲思、写文明溯源，让赋体从传统的“怀古咏物”走向当代的“观今思远”，拓展了赋体的创作边界与表达空间，让这一古老文体成为记录时代、表达当代精神的重要载体，其“评传体赋”的新范式，更丰富了赋体文学的体裁内涵，为当代赋体创作树立了典范。在文化价值层面，于氏赋体始终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杜钢建赋》为代表的作品，将学术探索与民族文化自信相联结，破西方中心论之迷思，立华夏文明万年之脉，让赋作成为传承文化根脉、彰显文化自信的重要媒介；其对湖湘文化的深度挖掘，更让地域文化与中华文脉相融，丰富了当代文化的内涵与底蕴。在社会价值层面，于氏赋体以“文如其人”的特质，诠释了当代文人的“知行合一”。于建初以五百万言著述铸就文学丰碑，以二千余万元善款彰显仁者情怀，其赋作中的家国情怀、生命哲思，皆为其人生实践的真实写照，“以赤子之心拥抱生活，以坚韧之志对抗磨难，以担当之行成就价值”的人生信条，既融于其文，更见于其人。这种文品与人品的高度统一，让于氏赋体不仅具有文学的感染力，更有精神的感召力，为当代文人树立了“文以载道、知行合一”的榜样。

　　从军营到商海，从商场到文坛，于建初从未脱离生活，反而以多元的人生阅历为文心赋能，这正是于氏赋体能够扎根现实、贴近人心的根源。其赋作没有书斋里的闭门造车，只有对生活的深切体悟；没有空泛的抒情言志，只有对生命、家国、文化的真实思考。于氏赋体的诞生，不仅是一个作家的文学创变，更是中华古典文学在当代的一次重生，它证明了古老文体并非僵化的文物，而是能够与时代同频、与人心共鸣的鲜活载体。在文化多元化的今天，于建初以于氏赋体为桥，连接古典与当代、传统与现代，让赋体文学重新焕发生机，更以文人的担当与风骨，诠释了中华文脉的绵延不息。

　　文脉千载，赋体新声；湖湘灵气，钟于一人。于氏赋体以骈散相济的文体创变、以人载道的创作手法、家国相融的文学品味、字字珠玑的语言文采，成为当代赋体文学的扛鼎之作；而于建初以文立心、以行践志的人生实践，更让于氏赋体超越了文学本身，成为当代文化传承的重要符号。其创作与实践昭示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不在于墨守成规的复刻，而在于扎根时代、贴近人心的创变；当代文人的价值，不在于孤芳自赏的笔墨，而在于文以载道、知行合一的担当。于氏赋体的探索，为古典文学的当代发展提供了珍贵启示，而其蕴含的文化精神与文人风骨，也将在中华文脉的传承中，山高水长，历久弥新。

　　作者吴明德，湖南安化人。中国法学会会员、湖南省注册咨询师，资深媒体人，香港经济管理学院《经济与企业管理》杂志社学术顾问，湖南民生在线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