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污罪与职务侵占罪的罪名、量刑能否统一

　　背景：河北省邯郸市农业银行支行金库被盗案主犯任晓峰、马向景，日前一审被法院以贪污罪判处死刑。

　　新京报：关于任晓峰、马向景贪污案，有评论指出，如果两人窃取的不是农行，而是已改制为股份公司的工商银行、建设银行或中国银行等，就很可能逃脱一死。

　　陈兴良：是这样的。前者构成贪污罪，法定最高刑为死刑；后者构成职务侵占罪，法定最高刑为15年。贪污罪与侵占罪的区分主要表现在犯罪主体上。同是银行工作人员，只因为所在银行上市与不上市的区别，就导致量刑上的很大出入，是不符合法治精神的。

　　田文昌：这个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银行上市不上市，而在于贪污罪的对象是国有资产，侵占罪的对象是非国有资产，对财产的保护程度不同导致了立法的不同。

　　至于为什么财产性质不同定罪就不同，这涉及另外一个问题，即宪法原则问题。宪法对国有资产和非国有资产是否应进行平等保护？从这个角度看，如果对国有资产和其他性质的财产进行平等保护，那么就需要在立法上加以改变；如果不平等保护就应该重罚贪污罪。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主体身份问题，在当前情况下，贪污罪一方面要求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另一方面要求侵犯的是国有财产。农行没上市，他们贪污的就是国家的钱，按照法律就应该重罚。

　　 新京报：贪污罪和职务侵占罪在量刑上差别非常悬殊，刑事立法有没有考虑统一罪名、统一量刑呢？

　　陈兴良：在1997年刑法修改过程中，曾有学者提出过这样的建议，即除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以外，其他从事经济管理活动的人员，无论是否国家工作人员，都定相同之罪。但当时基于对国有财产的特殊保护原则，仍然按照财产性质区分为不同罪名，从而带来了贪污罪与职务侵占罪在量刑上的差别。现在要一步到位统一量刑还很困难，随着公私财产平等保护原则的确立，这个问题会在刑法中得到解决。

　　田文昌：立法上的主要问题还是如何确定对不同性质财产的保护程度。我们可以提出这个问题，目前情况下从这个角度提出问题就足够了。因为现在难以给出明确答案。物权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现在物权法已经出台了，开始平等保护私有财产，与以前相比已前进了一大步。但物权法的出台也遭到了不少的阻力。我们现在还只能说，法律对公私财产的保护有越来越平等化的趋势，但对犯罪人主体身份的差别也不能忽视。所以，对贪污罪和职务侵占罪的统一量刑标准还需要由时间来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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