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男子捡到空钱包后，找来4人作证。法律意识正在江苏开出奇妙的花朵。

《扬子晚报》昨天报道称，南京市民刘先生在地铁站捡到一只钱包，里面有失主身份证和银行卡。为免“豆饼老太”的尴尬，他请来4位市民作证钱包里没钱，然后拨打110报警。

“豆饼老太”的故事，很多人已经知道。去年11月，淮阴卖豆饼的周翠兰捡到一只装有1700元钱的钱包，交还失主，失主坚称钱包里应是8200元钱，起诉要求周翠兰返还6500元。后虽经法庭调解撤诉，但此案在全国都引起过反响。

没人能够明白“豆饼老太”的故事真相是什么，我们知道的只是“豆饼老太”的法律清白无可怀疑，因为从法律上讲，失主无法构造一个自己确实丢失8200元钱、周翠兰确实隐匿了6500元钱的证据链。而这个故事的深远影响，则在道德层面，没有人乐于看到一个拾金不昧的主角变成一场诉讼的被告。

现在，这场诉讼的道德意蕴，通过一种特殊的“法律证据意识”而反映出来，南京刘先生所做的，不过是对麻烦的预先消除而已，尽管更大的可能是他不会遇到豆饼老太那样的麻烦，但我不觉得一个人在消除麻烦上想做到“万无一失”有什么过分。

江苏已经有过奇妙的“以案普法”。另一个令人绝倒的案件，是一个叫彭宇的小伙子在公交站扶起一位倒地的老太太并送医院，法官以彭宇所为“显然与情理相悖”而判决对老太太摔倒负有责任。这一判决产生的社会效果是，人们开始反思做好事的责任风险，做好事之前需要准备足够的证据，以证自己是做好事而非对受助者负有法律责任。

道德行为原本是出自天性，发乎善心，自然而行，无须特别准备证据的。现在，连续出现的怪案件，已经将道德行为的证据准备提到了极为重要的程度。“豆饼老太”的故事，以撤诉终结，只是避免了尴尬的最大化，但已不足以挽回其已经形成的社会影响。彭宇案件则以法律宣判的形式，建立起“应急道德行为需要保存证据”的社会心理。

我很难说，从法律上讲南京彭宇案的判决就一定是错误，那更像是一个法官不得不有所判决的困难情况，诉讼已经形成、双方各执一词，而证据又未必充分的情况下，法官的自由裁量便发挥了作用，这与枉法是有区别的。相比之下，豆饼老太案件撤诉处理，结果要好得多，避免了法官的为难。

我也很难说，如果公众的道德要求是什么，法官就要依从，因为法官依从的是法律而不是公众的道德要求。甚至，在法律事实难于辩明的情况下，我们也很难说法官只要依照公众的道德要求行事，就具有合理性。

所以，我们面临的实在是一个法律与道德的微妙冲突。一般情况下，法律与道德的冲突并不如此明显，也不该如此明显。但现在，人们似乎产生了道德行为不仅难于自处甚至难于自保的忧虑。

当人们甚至无法放心地去做一件丝毫无伤于人的道德行为时，他的“法律意识”不过是一种担心受怕，处在这种状态中的人们，也必然缩减其发乎善良意志的行为。如果整个社会都处在这种状态中，每个人都会为此而付出代价，自保意识会表现为人们的道德冷漠。

我想，彭宇案、“豆饼老太”的故事和刘先生的故事，都可以看作这个时代的拍案惊奇，可以视为世风的一角，但仍然只是个案。何况大量情况下，我们并非从一个好人的不幸中去引以为鉴，而是从中发现不公正。我们无须真的把合乎道德的行为禁锢起来，尽管，这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无视道德行为所遭遇的尴尬。

我的意思只是说，我们需要改变这个社会的道德环境，不是说在道德环境改变之前我们就做不得应当做的事情。

(作者:刘洪波为资深媒体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