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昌金（湖北武汉 资深评论人）

曾任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教授的弗雷德克·沃特金斯在其《西方政治传统——近代自由主义之发展》一书中曾表述过这样一个观点：西方中古时代的教会与国家及其稍后的社会与政府这种二元结构下的法治理想，塑造了西方文明的发展途径。因此，要评断西方世界的成就，必须以这个理想为基准。在沃特金斯看来，这种二元结构之所以有如此之大的威力，是因为道德或精神力量与世俗管理之间的彼此制衡作用。

我们的文明发展虽有别于西方文明发展模式，但从中国历史来看，“士”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就一直担当着这种社会公共道德利益的代表角色。中国古代的读书人或知识分子也似乎从来没有间断过对政治理想的设计和对现行治理的评议。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们，各陈其说，为当时的国家管理和社会治理描绘了一幅幅蓝图，那是何等蔚为大观的人文化景象啊。再比如后来的魏晋风骨之类的清议之风，品评人物，评议时事，以无形的公共道德力量，制衡着有形的现实治理。

今天的高校，知识人云集，因此在更大程度上担负着这种责任。遗憾的是，近年来，高校腐败事件接连不断，既有权力腐败，也有学术腐败，凡此种种，都让人不无痛心地看到高校与世俗浊流的某种同步。

高校腐败之所以备受关注，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学校是教化人的地方，老师则是为人师表，肩负社会道德示范重任。高校腐败与这种社会心理认同的巨大落差，使得高校腐败关注度高。这其实是社会对高校的道德认同与道德期待的缘故。

高校当然也会出现腐败。但如果仅以社会普遍意义上的法度来描述高校的腐败现象显然是不够的。因为高校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知识分子群体，某种意义上也代表着社会公共道德利益的守持与校准，因此，高校的腐败从反面表明了当下知识分子的一种道德上的自我放弃。

这种放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个人层面的道德放弃，即个人的道德滑落导致触犯了法纪；二是社会层面的道德义务放弃，即知识分子在社会公共道德利益担当上的自我放逐与不作为。前者更多的是“公共人”的特性，后者则是“知识人”的特性，这也是高校的不同所在。而于“知识人”而言，这种角色的完美实现，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知识分子在公共道德利益上的自我担当。

前几天，有人在谈到中国的“诺贝尔奖焦虑”时，与“大学的腐败”一起并论，认为“官场文化与市场文化在国内大学甚嚣尘上，学术文化反而退避三舍”，导致了今日之中国高校多急功近利，难得有人潜心学术，更鲜于有人会围绕某个课题穷究几十年了。大学这种学术精神的失落系无缘诺奖的要因之一。这个立论未必没有道理。

高校被誉之以“象牙塔”，据说是取其纯洁之意。但以今日高校之腐败频发观，因其变身“蛀虫塔”而正一步步走向倒掉，究其根源，即是“知识人”的自我堕落。这种堕落，于个人及家庭而言固然是悲剧，从更大的层面而言同样是悲剧，因为它表明知识分子在现代文明进程中的角色缺失，而这种缺失，对于社会公共道德利益守护无疑也是不小的损坏。若此，我们又怎么能够仅仅因高校腐败分子被抓就只感到“大快人心”，欢欣鼓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