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执法”的违法性质该怎么明确？调查组报告将“钓鱼式执法”定性为“不正当取证手段”，而不是行政违法，甚至不是“违规”。

上海的“执法钓鱼”案水落石出了。

26日，浦东新区区长姜樑表示：孙中界事件中，执法机关确实存在使用不正当取证手段，所谓的“乘客”在搭车之前已经被告知了执法时间和地点，而且之前也曾做过黑车的“证人”。目前孙中界和之前闵行区张晖的“黑车”案件已经被终止执行或撤销。

可能又有人会高呼“网民之胜利”。且慢，上海有关方面的结论似乎有所保留———只是说“不正当取证手段”，并没有正面承认有“倒钩”存在。就在一周前，上海浦东城管执法局否认“倒钩”时，是何等“理直气壮”———“经全面核查，孙中界涉嫌非法营运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不存在所谓的‘倒钩’执法问题”。但现在承认“钓鱼执法”时却是春秋笔法，所以此事件还不能就此画上句号。

首先，调查组报告将“钓鱼式执法”定性为“不正当取证手段”，而不是行政违法，甚至不是“违规”。

显然，“钓鱼式执法”是公权陷害守法公民，严重败坏了公序良俗。“不正当”的定性恐怕不能平息公愤。当然，这也与我国行政程序立法严重滞后有关，执法程序“无法可依”，执法者频频“创新”，漠视行政相对人的正当权利。但“创新执法”不能违背正义的常识———伪装病人，骗取同情，诱入“伏击圈”之后，扔钱拔钥匙，执法者一拥而上，拖出司机，胁迫其承认违法。这显然超越了“不正当取证”的范畴。有律师直斥其为“有组织犯罪”，作家韩寒更是列出一长串“罪名”———“抢劫罪”、“诈骗罪”、“诬陷罪”、“非法拘禁罪”……事实上，在法律实践中，公权机关的这些“罪名”很难受到追究。但，有多少公民会认为这仅是“不正当取证”呢？

“执法钓鱼”不算违法，其中凸显法律的苍白，应引起立法者的注意。

此外，张晖、孙中界案中“违法”之处还有很多：一是行政执法者使用暴力强制当事人就范，不许报警，而中国宪法和法律规定，只有司法机关才能限制人身自由；二是执法机关胁迫当事人放弃申诉、复议，这是在剥夺公民的合法权利。这些行为跟“倒钩”一样，都是以公权的名义做出的。这样的违法性质，不能被忽略。

浦东新区已经承诺做好孙中界的“善后工作”。无论是孙中界申请国家赔偿（其精神损失和自伤手指的损失很难得到支持），还是民事起诉作为侵权方的执法机关，“行政违法”是否存在，都是绕不过去的归责要件。既然承诺要做好“善后”，那么浦东新区就必须明确行政“违法”的定性。

再次，“钓鱼执法”的账目应该有个交代。之前闵行交管自曝两年来罚了“黑车”5000万元，并超额完成了上级下达的“任务”。国家法律三令五申不得下达或变相下达罚款指标，为何上海顶风违法？公众期待有个说法。也请上海监察、审计部门调查，这5000万罚款，多少上缴了国库，多少财政返还，其中有没有“猫腻”。

如是，“倒钩”事件，不能就此了结。浦东新区区长姜樑承诺将启动追责机制。希望这种追责不能仅限于孙中界案，也不能仅限于浦东新区。这有待于上海市一级政府问责的启动。公众想知道：上海政府会如何追究长期以来执法部门“钓鱼执法”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