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民众对“飙车案”判决的不满，折射出了他们对司法公信力的怀疑，而这种怀疑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司法独立的缺失。如果司法独立了，民众自然相信法官会秉公断案，不必总是担心法官是否被“收买”，是否会枉法裁判。

备受人们关注的杭州“飙车案”一审判决出炉，被告人胡斌被以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一时间，舆论再起，许多人都认为该判决罪名不当、量刑太轻，应当对被告人适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其较重的刑罚。那么，为何民众不买法院一审判决的帐？是法官错了，还是民众错了？

其实，从刑法法理上讲，无论对被告人判“交通肇事罪”，还是判“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都有一定的道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规定，“交通肇事罪”意味着“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在杭州“飙车案”中，被告人胡斌超速行驶，显然符合“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条件，并且，其飚车行为导致了受害人谭卓的死亡，也符合“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条件。可见，判处被告人胡斌“交通肇事罪”并课以三年的刑罚，似乎没有什么不妥。

但是，被告人胡斌的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的规定：“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这就是所谓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尽管一些刑法学家认为，能否以该罪名对胡斌判刑，主要看其是否主观上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但实际上，“过失”也可以构成该罪，只不过量刑轻些罢了，这一点《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二款有明确规定，即“过失犯前款罪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在我看来，胡斌的行为是否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关键在于如何界定和解释“以其他危险方法……”。也就是说，“在闹市区飚车”这样的行为算不算“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这可能是一个智者见智的问题。一些人也许觉得胡斌的闹市飚车行为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毒”等相比，危险性较低，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其闹市飚车行为的危险性不亚于“放火、决水、爆炸、投毒”等，只是人们对飚车行为有些司空见惯，容易低估其危险性罢了。

实际上，对该案一审判决结果不满的民众，不一定知晓“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之间的严格区别，也未必关心二者的具体含义和构成要件。但他们之所以不满是因为，对于这样的一个包含“富人”、“飚车”、“平民”、“死亡”等关键词的案件，法院的判决背离了他们朴素的正义观。

更重要的是，民众对“飙车案”判决的不满，折射出了他们对司法公信力的怀疑，而这种怀疑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司法独立的缺失。如果司法独立了，民众自然相信法官会秉公断案，不必总是担心法官是否被“收买”，是否会枉法裁判。尽管在本案中法官未必受到了“外界”的干预，但在一个司法没有获得有效独立的制度环境里，民众有足够的理由怀疑任何一个判决的公正性，因为在这样的司法环境里，正义的获得经常具有偶然性，缺乏制度性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想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民众对司法判决的不满，应当确立让法官彻底独立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