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质上说，“官股”问题是一种腐败行为，是官员手中权力约束不够的一种结果。显然，要从根子上解决问题，还是要加强对官员的权力约束，要使外在的刚性制度逐渐内化为官员心中的道德约束与从政律令。

第一财经日报社论

本报7月21日发表的社论谈及时下依旧较为普遍的“官股”现象。很凑巧，《人民日报》于7月22日发表了一篇深度报道，也提出类似的问题，“官员入股煤矿为何查而不处”？

《人民日报》的这篇报道，说的是湖南桑植县一名官员，入股村办集体煤矿，非法获利700余万元，村民没有得到任何补偿。但在案发之后，桑植县纪委一边承认这名官员利用职权非法牟利，一边却对官员入股煤矿的行为查而不处。

桑植县纪委对“官股”问题查而不处，这是公然违背中央清理纠正官员入股的文件精神，也背离了《公务员法》关于禁止官员从事或参与营利性活动的相关规定。对于这样的地方纪委，上级部门倒是要查而处之，看看其中究竟是否有什么猫腻存在。

当然，我们相信，发现“官股”问题却查而不处的，只是个别情况。包括舆论监督在内的多种监督力量，都在注视着为政者的一举一动。多数情况恐怕是，明明知道很可能有问题，却不去查，或没有动力去查。

众所周知，煤矿领域是“官股”乱象的集中地。2005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曾下发紧急通知，规定凡已经投资入股煤矿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国有企业负责人，在1个月内撤出投资，逾期不撤出投资的，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处罚。几天之后，中央纪委、监察部、国资委和安监总局又联合发文，要求各地在限定时间内自查自纠“官股”现象。

这两个文件，如同刮起一阵旋风，对于遏制官员入股煤矿起了一定的作用。不少官员或主动退股，或被清纠。在我们的记忆里，这一年，可谓是治理“官股”乱象较为有力的一个年份。

然而正如我们在两天前的社论中所指出的，“官股”现象至今依然绵延不绝，特别是在矿山开采、交通、房地产开发，以及娱乐等行业中，更为普遍。这其中或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整治力度不够；二是贪婪的官员越来越狡猾，做事情越来越隐蔽。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现在“官股”问题的暴露，往往是由突发事件引出。如河北唐山开平特大瓦斯爆炸事故，就牵出一名副局长股东——此类案例甚多，不必细数。但是对于“官股”乱象的治理，不能光靠带有偶然性的事件或事故来倒逼。

在7月21日发表的社论中，我们主张要加大预防腐败的力度，其中较为重要的制度，是官员财产的公开与申报。党政官员，特别是腐败高发领域的官员，其财产若被置于阳光底下，无论如何，对于减少类似“官股”这样的腐败行为，不无裨益。

看来，针对“官股”屡屡得不到有效、彻底治理的状况，有必要继续进行专项整顿。2005年的经验告诉我们，专项整顿虽然不能治本，但也是诊治“官股”这一“顽症”的有效手段。从一方面来说，当然要靠制度规定进行日常管理，但另一方面，也要借助特别行动进行清查。正如要在查办大案要案中来推动廉政建设，依靠专项整顿，既可增加震慑力，也可发现日常治理中的漏洞与不足。手中持有干股的官员，无疑是现代版的“红顶商人”。法律既然规定官员不能脚踩两只船，那么，具有打击力的专项行动，有利于部分官员再次反思自身角色，而不能既从政，又把当官当成生意来做。

同时，治理“官股”问题，可从重点领域突破。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规律：“官股”现象，往往集中在暴利性行业，即矿产、娱乐、房地产等领域中。看起来，如同资本的本性，不受约束的权力也是在狂热地追逐利益。因此，无论是日常治理，还是专项行动，都有必要加大对上述暴利性行业的“体检”，这既是维护市场经济的秩序，捍卫社会公平，某种意义上，也是对相关官员的一种爱护。

从本质上说，“官股”问题是一种腐败行为，是官员手中权力约束不够的一种结果。显然，要从根子上解决问题，还是要加强对官员的权力约束，要使外在的刚性制度逐渐内化为官员心中的道德约束与从政律令。我们已经知道，缺少文化层面的认识与敬畏，仅靠制度性反腐措施，效果未必会好，总会有官员“前腐后继”。在这个意义上，加强党内民主、改进基层民主，提升对于公权力的监督能力，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