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被滥用造成的恶果之大，并不取决于执掌权力者级别的高低，而是取决于这种权力能否被有效监督和制约。公权力受到有效监督与制约，即使位高权重，亦不敢作恶，因为作恶的风险实在太大。反之，一个小吏再如何为非作歹，承担的风险却不大。

邓玉娇案本月16日一审完毕，法院判定邓玉娇故意伤害罪成立，综合考虑该案具体情节，对邓玉娇免于刑事处罚。由于邓放弃了上诉，若检方不抗诉的话，此判决便是终审判决。在当下中国，此判决对邓玉娇及其家人来说，算一个相当理想的结果。但若放在更高的层面去分析，比如真相到底如何？此量刑是否适当？许多人可能仍然不满意。案件的审判，是否真的体现了法治精神，此个案对司法公正、社会正义是否有制度上的促进意义，但对邓玉娇来说，这个一夜成名的女孩子，无法承受如此重大的命题。

其实，邓案发生后，公众更为关心的是过程。是这个案件发生的过程，发生后民意和官方意志交错演进的过程，然而，恰恰是这些过程，被刻意淡化了。由此，人们对邓玉娇个人获得法律上的自由表示欣感之余，不免还有些忧虑。

在此案审结后，其实有一个人不应该被忘记，那就是被邓玉娇刺死的邓贵大。或许公众略带情绪地评价，可说他咎由自取，但超越道德评价的层面，他完全和邓玉娇一样，只是这个悲剧的男女主角而已。谈论他该不该死已不重要，值得思考的是，这样一个顶职进乡政府熬了十几年才混到科员级的芝麻官，如何和他同乡同族的女子邓玉娇，成为利刃相搏的敌人。在一个乡镇范围内的熟人社会里，这样的对垒是少见的———即使是古代那些打家劫舍的贼寇，也不会在家门口作案。据媒体报道，生活中的邓贵大是一个大家评价不错的男人，可是，现在他和邓玉娇在公众心目中，成了恣意的强者与无力的弱者的代表性符号。

是什么导致这样的局面呢？使他在那个小地方可以倚强凌弱，拿出4千元炫耀性地侮辱一个本应该喊他一声叔叔的女孩呢？或许，是他手中的那点权力。权力被滥用造成的恶果之大，并不取决于执掌权力者级别的高低，而是取决于这种权力能否被有效监督和制约。公权力受到有效监督与制约，即使位高权重，亦不敢作恶，因为作恶的风险实在太大。反之，一个小吏再如何为非作歹，承担的风险却不大。邓贵大碰到邓玉娇，薛霸、董超碰到鲁智深毕竟是小概率事件。

如此解剖邓案可看出，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分化甚至分裂是一个大问题。邓案这样一件偶发的刑事案，短短几天就聚集了对垒两方剑拔弩张的社会情绪，同族两人被公众符号化为正负两极。当地政府披露的信息几乎每一个字都遭到质疑，法学界也分化了，一批专家在和另一批专家观点对立，唇枪舌剑你来我往。

就在邓案审理前一天，广东东莞又发生一件惨案。某厂贵州籍工人刘汉黄遭遇工伤，右手掌残断，厂方只答应赔偿9万元，而他要求17万元，他一再找厂方协商，甚至以跳楼相威胁，都解决不了问题，最后持刀杀死两名高管刺伤一名。消息被报道后，网络上竟然许多人为杀人者叫好。———难道就此可以断言这些网民嗜血、冷漠么？简单的批判显然不足以覆盖问题的全面，这其中是不是还有因弱者权益保障受到漠视而激起的民意情绪？

社会有不同的利益群体，彼此有不同甚至对立的观点，亦属正常。一个文明的、法治的社会能够实现有对立有冲突但不出大乱子，根本在于对立、冲突各方都信奉同样的游戏规则———即对每个人平等的法律。否则，对立双方的裂缝很难消弭。倘若个案发生后，依各方博弈的情形，最后以非法律的方式找到某种平衡点，这样的平衡是脆弱的，不具有通适性，今后社会将因此付出沉重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