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看到，邓玉娇案于舆论场中，实则背负了公众寻求普遍的社会正义的期盼。若邓玉娇案不能公正处理，社会心理危机必将加剧。而若要求得邓玉娇案的公正处理，就必须回到司法的场域。

新京报社论

眼下，邓玉娇案已基本暴露在阳光之下。侦查机关的每一次通报，都在接受舆论逐字逐句的解读。

与之前一边倒的质疑公权不同，更多的信息披露也带来了更多的理性。曾经强烈批评警方欲将邓女送交精神鉴定的公众，不少人倒戈质问为何还不鉴定。显然，他们已经懂得，司法精神病学鉴定对作为嫌疑人的邓玉娇而言，是权利，更是保护。

两位律师在会见邓玉娇后的抱头痛哭，以及大呼“丧尽天良、灭绝人性”，也遭到了一些网民的批评。从案件事实看，邓女的遭遇并不比其他强奸案（既遂或未遂）更惨烈。试想，若两律师为习水性侵案中的被害幼女代理，情绪又将如何？当然，律师也可以有喜怒爱恨。但作为专业的法律人，必须学会控制情绪，在媒体面前更应保持冷静，因为只有理性的法律思维，才能更好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司法判断较之舆论判断的最大区别，在于司法只能“以证据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必须看到，邓玉娇案于舆论场中，实则背负了公众寻求普遍的社会正义的期盼。若邓玉娇案不能公正处理，社会心理危机必将加剧。而若要求得邓玉娇案的公正处理，就必须回到司法的场域。

从法律看，邓玉娇声言被性侵犯，仅仅是嫌疑人的陈述。关键还在于，必须有证据证明邓贵大等人其时确实正在性侵邓女。要知道，只有经合法证据证明的事实才能被称为法律事实，进而可以作为司法裁断的基础。若无证据，即便是客观发生的事实，也只好推定为没有发生。在此，公众仅仅根据警方通报的事实，或邓女及其律师所声言的事实，来作道德判断，实则缺少法律意义。理性评估舆论的功用，未来的走向还是要转而诉求程序性的监督，以免法律之外的舆论声浪虽大，一进入司法场域却又无法得到司法的认可。

从程序上看，邓玉娇案的一些关键证据并未曝光。于侦查阶段，为保障案件的调查顺利进行，法律确实允许侦查机关保有一些秘密。但侦查机关的法律使命不仅仅是追究犯罪，还包括保障人的基本权利。换言之，警方在侦查邓玉娇案过程中，不仅要收集不利于邓玉娇的证据，也要收集有利于邓玉娇的证据。因为邓贵大等涉嫌强奸与邓玉娇涉嫌故意杀人之间，存在着密切关联，前者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后者是否成立。

但从媒体报道看，警方的取证工作似乎还存在失误。21日下午，邓女的两位代理律师向媒体披露：案发当天邓女的内衣内裤未被警方提取，当律师意识到这些证物的重要价值时，距案发已有11天。在律师的强烈要求下，22日中午，在有关部门人员的见证下，当地警方才提取了有关物证。遗憾的是，除了胸罩，其余四件衣物均已在提取前被邓母清洗。

我们尚不知晓这些重要证物的证明力是否丧失，以及对此案的最终处理将产生何种后果。但邓玉娇案的这一细节提醒侦查机关，摒斥单纯的打击犯罪思维，增强公民权利保障观念，已是重中之重。若警方在邓女自首后的第一时间，就提醒她有聘请律师权，或通知当地法律援助部门指派律师及时介入，上述遗憾也许就不会发生，邓玉娇案的公正解决也会更容易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