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可能是为地方的环境形象着想，想让人看到环保厅在努力工作；可能担心公开违法企业会影响“良好的投资环境”，但肯定没想到保障公众的知情权。

作者：刘洪波

黑龙江开全省环境执法会，邀请10多家媒体参加，却出现部分愤怒退场的场面，实在出人意料。

退场的原因，是环保厅不向提供其已经掌握的环境违法企业的资料，各种表格乃至“通报”，都被称为“内部保密资料”。一个不向提供基本材料的会议，却邀请10多个媒体去参加，这不是很奇怪么？

道理上可能是奇怪的，但事实上却是不奇怪的。对于一些权力部门来说，媒体并不是公众舆论设施，而是可以也应当利用的一块黑板报。所以，要开会，就要有媒体来参会，媒体来参会，只应该报道那些开会机关想要报道的内容。

一个权力机关开会，会议材料原本是可以向提供，也可以不向提供。向提供，可以打招呼，哪些内容不要报道，一般是有效的，但难保不出意外；不向提供，打招呼也可以省了，但这会埋下愤怒，“同一战壕的战友”也好，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也好，不提供材料，心里都会不快。只是，愤怒的情况多有，“愤而退场”的情况罕有，“愤而退场”又得到新华社报道，大概仅此一例。

我不会特别抨击黑龙江环保厅。他们的做法，他们看待媒体的眼光，都不是特有的，而是代表着权力与媒体关系的一般状态。但媒体愤而退场，应当喝一个彩。尽管我不知道退场是基于“战友不被信任”还是基于报道权和公众知情权被剥夺，但抗议这种神神怪怪的权力意志，总是一个有勇气和正义感的行动。

没有媒体报道权，就无法保证公众知情权。在媒体操作上，公众知情权所受的损害，有时是源于长期经验所导致的“自我审查”(也就是媒体报道权的主动放弃)，有时是相关方面打招呼的结果，有时则来自于黑龙江环保厅这样的强硬“保密”。重重损耗之下，公众知情权所剩几何？

黑龙江环保厅拒绝公开它所掌握的违法情况，显示了权力的蛮横。可能，它是为地方的环境形象着想，不想让人看到环境污染的事实，而只想让人看到环保厅在努力工作；可能，它是为地方的发展，避免公开违法企业，以显示“良好的投资环境”；可能，不公开违法情况，能带来权力与资本交易的方便，留存权力寻租的空间。显然的，这些可能性，哪一种都是可以“硬”起来的，至于公众知情权，则完全不在考虑之列。

有些时候，媒体与权力共同构成了知情的屏障。权力与权力之间的互保互利关系，以及权力自身的“合法违法权”，都可以损害公众权利。黑龙江环保厅会议上的材料，随口就会是“保密材料”。为什么是保密？密级是秘密、机密还是绝密？如果内容被公开，是否还要追究泄露国家机密罪？

我们很难因为一次会议的蛮横，就断定黑龙江环保厅是一个不好的权力部门。但是，正是从种种随处可见的、并不算极不可忍的权力蛮横，可以看到权力败坏的一般性景观。这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