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注重经济建设，只注重经济增长速度，而忽视社会建设：一是收入差距过大，中间阶层的“夹心化”、造成内需增长不振；二是城市化进程中形成新的二元结构，贫富差距和社会安全的缺失激化社会矛盾；三是教育和人力资本投入不足造成产业结构失衡和粗放型经济增长。

作者：张茉楠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世界经济研究室 副研究员

 当前中国经济遭遇了全球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与自身周期性、结构性调整的多重挑战。金融危机将世界经济的中心区域拖入全面衰退的泥沼，全球就业前景不断恶化，中国经济建设高速前进的步伐受到了严重的阻碍。中国如何突内外相交之困，如何缓解前所未有的就业压力？中国能否成为全球经济的报春者？应该说，社会建设这一新引擎的启动，将是具有战略性的关键举措。

社会建设为经济发展“闯关”助力

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并举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应有之义。社会建设不仅仅是社会福利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我们常提到的劳动就业体制、收入分配体制、社会保障体制、教育体制、医疗卫生体制可能只是社会建设的某些方面。社会建设还包括社会管理体制建设、社会组织建设、社会结构建设、社会利益关系协调机制建设、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等非常丰富的内容。

举例来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要建立合理的经济布局、经济结构还必须建立完善产权制度、公平的市场秩序、协调的要素市场与产品市场，同时建立与它们相适应的服务型政府、服务高效的社会组织、多方参与的公共服务机制。后者强调的就是社会建设。应该说，长期以来我国的社会建设明显滞后于经济建设，也出现了短板效应，甚至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桎梏。

为什么社会建设会阻碍经济建设？事实上，经济建设决定着财富的增长，而社会建设决定着财富的分配。财富包括国家财富和国民财富，3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体现为国家财富的迅速积累，但是相比之下国民财富的增长速度却远远小于国家财富的增长速度，财富分配比例的失衡也成为经济结构失衡、内外需失衡以及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失衡的重要原因。

历史经验表明，由于社会建设的滞后阻碍经济发展的许多新兴发展中国都陷入了“中等收入的陷阱”。新兴市场国家突破人均GDP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很快会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到人均GDP3000美元附近，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由于经济发展自身矛盾难以克服，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阶段。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

原因就是这些国家长期以来只注重经济建设，只注重经济增长速度，而忽视社会建设：一是收入差距过大，中间阶层的“夹心化”、造成内需增长不振；二是城市化进程中形成新的二元结构，贫富差距和社会安全的缺失激化社会矛盾；三是教育和人力资本投入不足造成产业结构失衡和粗放型经济增长。

2008年我国也进入了中等收入陷阱阶段，中国能否逾越这一陷阱我认为关键在于社会建设能否有效跟进。总体而言，我国社会建设的主要不是总量和规模的问题，而是结构和关系严重失衡来概括。总量和规模问题绝大多数可以依靠加大政府公共投入或吸引社会资金投入来解决，结构和关系问题则必须依靠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来解决。而危机恰恰给我们一次喘息的机会，把欠账补上。去年下半年始，中央高频率出台与民生相关的就业、社保、住房、医疗政策等社会建设政策，特别是今年两会关注民生的路线图，更让我们清晰地看到，在最初的应急措施之外，我们已经开始出现立足长远、为下一步大发展，积聚社会建设的制度框架和力量，社会建设成为了转“危”为“机”的衔接点和关键步骤。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建设不仅是社会建设本身，更是通向中国发展转型的关键路径。

“内圣外王”的应对危机之道

在这场内外交织的经济危机中，中国遭遇的挑战和压力以总量而言，绝不比其他经济体更少。由于此次危机是全球性失衡后的一次结构性总调整，因此危机的性质决定了全球经济下行区间期限延长、波动更加剧烈，全球经济将步入一个时间为3～5年含有两次衰退的“W”型调整期。因此我们必须立足于长远，在反周期政策中融入“反失衡”的结构性调整思路，将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结合起来，关注经济复苏的质量和经济增长的效率。庄子曾经说过，“内圣外王”是治天下之道，那么用于今天“内圣外王”也是应对危机之道。那么中国经济如何实现“内圣”？

危机使中国经济增长引擎从外需向内需转换的拐点已现。内需的关键在于刺激形成内需型经济的增长。大国经济要有大国的消费市场和内需市场，要有与之相匹配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投资结构和金融结构。

（一）完善社会结构，加大社会建设投资

需要进一步改善社会保障和收入分配体系这样的社会安全网。关键是是改变政府职能，将投资型的政府转变为提供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政府。英国在20世纪40年代建成，日本是20世纪60年代，韩国则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都相继建立起全社会福利体系。我国上一次扩大内需战略就基本解决了包括高速公路体系，农村电网改造在内的社会民生基础设施框架。当前正是建立全覆盖的、发展型的福利体系的良好机会。

（二）改革收入分配结构促进国民财富合理分配

近年来，我国资本回报率上升迅速，而劳动力回报率增长缓慢，甚至有效下降的趋势。造成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多方面，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劳动力价格计量严重脱离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计量的劳动价值。当前我国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出现“三低现象”：一是劳动收入在GNI(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低。2000-2006年我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9.4%，而职工的实际工资年均仅增长13%；二是工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低。居民总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 2003年为61.8%，2005年为45.3%，2006年为44.6%，通过劳动报酬分配的比重过小；三是劳动要素在企业内部分配中的比重低。虽然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是初次分配的原则，但初次分配存在资本回报率不断提高、劳动力回报率持续下降的趋势。

因此必须尽快改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过低以及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的比重过低的“双低”现状，调整消费和储蓄之间的结构，这样才能刺激内需型经济的增长。

（二）改善投资结构的两个着力点

1、通过财政支出加大教育投入和人力资本投资

在总体布局上，应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把人力资源建设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避免陷入低收入—低教育投入—低可行能力—低收入的恶性循环。人力资本研究发现，亚太地区，尤其是人均GDP较低的国家，往往并未发展出完善的人力资源培养与配置体系，其人力资源的投资远低于欧美地区。只有丰富人力资源纵深结构，才能真正提高劳动生产率。

从历年统计数据看,我国教育总经费(包括政府和社会投入)占GDP的比例从未超过5%。直到2007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为3.32%。从世界上公认的人力资源强国运行条件看,教育总投入应占GDP6%左右,而且政府和社会投入占GDP比例通常有个配比关系,比如,欧洲福利国家多为5.5：0.5,东亚国家曾是3.5：2个百分点,我们要在13多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建成人力资源强国,必须保持教育赶超式发展态势,必须尽快促使教育总投入超过6%。因此应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和教育投入，这里包括义务教育、素质教育、创业教育、精英教育还有农民工的就业培训等，发展人力资本,以缓解中国人力资源供需矛盾和结构性就业危机。

2、发挥乘数效应启动民间资本

要借此大规模投资之时，尽快打破行业垄断，扩大对内开放。我国的垄断行业多属于自然垄断，当前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产权配属和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早就应该被提上议事日程。要以此次大规模投资为契机，逐步打破石油、电力、铁路、金融、电讯、教育、医疗和文化娱乐领域的垄断，进一步开放国内高回报的垄断性服务业。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松绑后，还要经济推进体制性政策的改革引入竞争主体，吸引更多民间资本进入。

（三）完善金融结构大力发展消费型金融

此外，要促进经济向消费驱动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金融发展模式转变必须走在前面，扫清制度障碍，使金融为消费型经济发展提供更好的服务。历史地看，美国消费金融的发展，对于美国当年从生产投资型的经济转型到消费驱动型的经济就起到过巨大作用。这一转型，发生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40年间。经过工业化浪潮，规模化工业生产已趋向成熟，工业产能开始过剩，消费需求替代生产成为增长的瓶颈，与中国当前的产能过剩而内需不足的情况极为相似（也即马克思所谓的“生产过剩型危机”）。而金融衍生产品的设计初衷不仅在于锁定风险、分散风险，更在于，通过金融创新工具的超常发展，跨越时空的转移和金融资源的配置，把远期收入和现期收入做一些调配，进而为整个社会获得消费增长提供持续不断的源动力。因此，中国未来应该增加消费资产选择的篮子，丰富金融投资工具、扩展金融投资渠道以及投资方式，从总体上扩大信用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