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渝川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系所属的“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春节前深入贵州、湖南等地农村调查。调查队发现，金融危机导致的开工不足已经深刻的影响到边远农村农民的收入，长期外出务工的农民很难适应农村的环境，他们在外务工形成了高消费的习惯，回到村庄，收入来源没有了，而消费习惯却难以改变，农村的社会治安与秩序面临潜在压力。

与许多专家鼓吹的拉动内需保增长的结论相反，调查队担忧，若农民将多年外出务工经商赚的钱用于消费，而非生产性投资，则这些以青春为代价赚取收入的农民将面临生存危机。不少返乡农民工都说“打工无前途，回乡无意思”，这需要政府对扶助其就业出台整体性政策。(1月27日《广州日报》)

笔者今年春节也回到了四川老家，近几日的走亲访友、下乡扫墓所见所闻亦印证了“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此番调研结论。不遗余力的拉动内需确实有效，但直接后果往往是造成县镇、农村居民不少家庭的争吵，长辈不能理解有过打工经历的晚辈花钱无度特别是购买一些非生活必需商品(服务)的做法。我家的一位农村亲戚担忧的说，在四川的春季，地里什么都不产，现在孩子们找不到活儿留下来还大手大脚的花钱，再过些时日不知道家里人吃什么，更不用提春耕购买农资农具的大宗开销。

而之前在长三角、珠三角务工的年轻人在老家的农村也感到诸多不适应。出行交通不便、社会治安秩序欠佳、农村公共卫生服务缺失、商业环境落后，最重要的是，除了一如既往“喧闹”、“快乐”的湖南卫视，人们感觉到与都市氛围、生活潮流的隔膜。一些外出打工时间较长、拥有某方面专业技术技能的务工者，遍寻乡里及周边，却找不到适宜的技术工需求；劳务工输出地政府提供的职业培训、就业岗位，多为技术含量和薪酬双低的工种，很难引起熟练技术工们的兴趣；而有志创业的许多人，跑银行跑政府，询项目问贷款，尴尬的发现家乡距离原先务工的地方不只是“慢一拍”。这些因素造成不少原本已决定在家乡发展的人只好重新到火车站排队，期望再回头一搏。

“打工无前途，回乡无意思”，准确的道出了返乡农民工的两难，也潜含着破题的两条必由途径：让打工变得更有“前途”，让家乡生活变得更有“意思”。

一方面，打工的“前途”包括职业前景和综合保障的实现。

首先，无论是劳务输出地还是原先意义上的接收地，政府开办及政府购买形式提供的免费(优惠)职业培训，不能仅仅局限于厨师、保姆等寥寥可数的几个工种，应针对各地区产业分布、规划的结构因地制宜的开设，可考虑为本地招工企业具体新增岗位提供培训补贴等形式提高落实率。

其次，针对务工经历较长、职业上升空间不大的中年务工者，可考虑以政府贴息优惠贷款、专项补贴、发展奖励等多种形式鼓励他们参与连锁或特许商业、创办小型配套加工制造型企业。为激励这类小型工商创业企业的发展，各地政府要为他们提供更便捷、更全面、更贴心的政策、市场信息服务，减免税费、力求主动上门服务，协调解决他们租赁办公经营场地(厂房)等实际困难。

第三，对务工经历较长、拥有相对较高文化和技术水平的务工者，政府可考虑提供各种层次的高等教育补贴，并统筹安排后续的创业扶持方案。

第四，应加紧研究拆除社保结转的重重障碍，尽快实现全国联网的参保、划转体系，对联网前因缺失保险而患有职业病的城乡务工者给予特殊扶助。

第五，为弥合当下返乡务工者寻工、生活之困，国家有关部门和各地各级政府要继续想方设法搭建培训平台、拓展务工需求，争取将扩大内需、推动大范围基础设施建设的用工需求最大程度上倾斜于工程所在、所经地方的劳动者，并保证足额及时发放工资。

另一方面，劳务输入地之所以让返乡务工者觉得“没有意思”，既有如上就业前景和物质生活环境差异的原因，也与这些地区公共服务不足、文化建设落后有关。这方面的治本之策是加快文化体制改革、事业单位改革，拆除现有各地区“樊篱”，让沿海经济、社会、文化相对发达地区的传媒集团、影视集团、报业集团、出版集团可以大张旗鼓的进入内地，让内地各地以大城市为中心，实现更充分的竞争、更丰富的文化产品供给，并有意识保护传统文化、各地区民俗文化、民族文化、宗教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