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彬 法律工作者

7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首次以白皮书的形式发布《人民法院工作年度报告(2009年)》。去年的一系列热点案件，如成都、杭州等地连续发生的醉驾肇事案、湖北巴东邓玉娇故意杀人案等都被写进了白皮书。

白皮书的首次公布，反映了最高审判机关对公众知情权、监督权的重视。而邓玉娇案等热点案件出现在白皮书中，更表明审判机关没把热点案件中强烈的舆论反弹，视为民意干涉司法独立，而是把回应社会关切作为人民法院的分内之事。

综观这些案件之所以成热点，一则在于案件的法律争议性，比如，成都孙伟铭醉酒驾车致多人伤亡，是构成交通事故罪，还是危害公共安全罪？嫖宿幼女罪与强奸（幼女）罪的法条竞合问题，如何处理？二则在于这些案件深刻反映社会当下的现实矛盾，公众对案件投射了自己对社会公平、反抗公权侵害的愿景，比如，女服务员邓玉娇杀人的起因，是受到公务员的骚扰、污辱；而胡斌飙车案中，富二代的标签，更牵动社会公平的敏感神经。

司法作为社会矛盾的终极解决方式，是正义最后的防线，是社会的稳定器。如2009年，成都、南京、杭州等地连续发生醉酒驾车肇事重大案件，到底应定为何罪，各地的定罪量刑悬殊，造成了公共意见的混乱，更影响了司法的统一性和权威性。所以，最高人民法院及时发布了《关于醉酒驾车犯罪法律适用问题的意见》，并公布了典型案例，既是具体指导下级法院的审判，又是对公众质疑的真诚回应。

在司法民主化和司法专业化，舆论监督和司法独立的多重张力之下，中国的法治路径渐渐清晰：在法治认同的框架下，公民的言论实践日趋成熟，司法实践对捍卫法律和公众利益的坚持，最终将平滑民意和专业审判间的棱角。邓玉娇案写入白皮书，昭示着民意与司法的良性互动机制，被最高司法机关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