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敏 中南大学社会学系讲师

紫金矿业污水泄漏事故迄今已过去一个多月，该公司尚未提及如何整治环境、赔偿受损民众。很多人担心此事最终不了了之。

紫金矿业这次事故泄漏的不仅是污水，也暴露了中国环境问题久治不愈且愈演愈烈的制度根源。归结到一点，套用社会学一个术语就是，环境保护是一个斗争、博弈的场域；在这个场域，我们只看到污染企业、政府部门双方的“良性互动”，而广大公众（特别是基层民众）一方基本缺席，尽管他们才是环境事故的真正受害者，也应该是环境保护的主体力量。

普通公众如何成为环境保护的主体，如何追索赔偿，如何在各方力量构成的环境保护场域中，成为至关重要的一极？比较一下这次墨西哥湾漏油事件，对我们可能有所启发。

据报道，6月15日，美联社发布民调结果说，52%的受访者对奥巴马应对漏油事件的力度表示不满， 56%的受访者认为美国现政府的应对举措并未实际奏效。8月3日，美国德州律师Tony Buzbee代表2000名墨西哥湾泄漏受害人对4月和5月发生的泄漏发起集体诉讼。他表示，原告正寻求健康赔偿，包括与大量暴露在苯中相关的症状,BP因此面临100亿美元的诉讼。

可以看到，在墨西哥湾漏油事故中，广大公众积极发挥自身的力量，为自己和生态环境争取最大的利益和福祉。

反观中国的情况，鉴于国情，可以接受的方式往往只有环境诉讼一途，但有关方面对环境诉讼设立了重重障碍。

2006年中国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要求，群体诉讼必须分解为个体诉讼，这就使得环境公益诉讼成为不可能。法院系统也很少设立环保法庭。2007年11月20日，贵阳环保法庭正式成立。但是，这家法庭规定，只有贵阳两湖一库管理局、环保局、林业局、检察院等四家单位才有诉讼主体资格，排除了个人和公益组织。据《人民日报》报道，这家法院的负责人解释说，“诉讼主体资格之所以从严控制，是避免人人都来告，造成诉讼泛滥。”

其实，在中国，诉讼成本高昂，很难出现所谓的“诉讼泛滥”。害怕“诉讼泛滥”，也不是取消人民群众诉讼权利的正当理由。如果能换来公众更高的环境意识，换来政府和企业更严格遵守环境法律法规，换来中国环境日益恶化的趋势得到阻止甚至逆转，即使环境诉讼案件多一些也完全是值得的。至于说环境违法具有长期性和隐蔽性，取证和举证困难，难道不是正因为如此，才需要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的热情和智慧，使得环境违法无处藏身吗？！

然而，今年爆发了多起特大环境事故，包括紫金矿业这次污染在内，我们没有看到一起相关环境诉讼。堵塞这条途径，有关各方自然皆大欢喜，但这很可能使自然生态、社会生态、政治生态的危机不断累积叠加，至于不可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