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佑至 上海媒体人

北京有两万律师，有北京户口的仅九千余人，所以司法局出台了“新政”，对没有北京户口的律师进京执业加以限制，理由是管理不便(4月25日《南方周末》)。还是在北京，大兴区政府拨款9000万，对16个流动人口超过本地居民人数的村进行封闭式管理，“建围墙、安街门、堵路口、设岗亭，对村内人、车实行持证出入，将这些原本开放的自然村，升级为封闭式的社区”，理由也是管理不便。

据4月28日《新京报》报道，大兴区有若干有名的“上访村”，是各地进京上访人群的聚居地，有些就坐落在那些大兴土木的村子里。但大兴区政府建起两米多高的围墙，在出租户的房外高挂身份牌，其做法和各地把上访、上诉和拍照的人关进精神病院，毕竟有一点区别。尽管目的都是图个管理方便，大兴区政府的做法更加主流，历史也悠久得多。

仅仅是20多年前，中国人在户籍所在地以外的地区旅行，如果没有介绍信，还会被判为盲目流动，简称“盲流”，惩治措施非常严厉。后来经济搞活，沿海地区和大城市缺乏劳动力，所以默认农村和落后地区人口“盲流”到此打工，但形式上并不废除对“盲流”的惩罚措施，只是管理手段从介绍信革新为暂住证。直到有一天，年轻的孙志刚在广州街头闲逛的时候，因为没有暂住证，被捉去打死了，舆论耸动，才废除掉了《收容遣送条例》。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在国内流动迁徙的规模，世所罕见，无数人忍受着难堪的不便，但始终不足以让政府部门承认国民有自由迁徙的权利。大兴区政府部门觉得管理不便，就可以把“原本开放”的自然村，“升级为封闭式的社区”。根据《律师法》，外地户口的律师可以方便地在北京执业，在北京注册的律师也能方便地在外地执业；对此现状加以限制，自然不在《行政许可法》规定的设立行政许可的事项范围之内，但司法局感到管理不便，也可以无视法律存在，私设门槛，自行把“原本开放”的法律，“升级为封闭式”的规定。

政府部门把自己定位成管理者，拥有了“方便权”，会尽一切可能地让自己先方便起来，而且，没有什么能阻止它们这样做。这说明政府部门方便与国民方便不可兼得。“方便权”在谁手上，谁就会让自己更方便。

一旦将“方便权”操之在手，政府部门行事的底线就会越来越低，趋近于零。这是政府部门的本性使然，也是现代社会要约束政府权力的出发点。民主的本质是把决定让谁更方便的权力，从政府部门手上转移到国民手上。政府部门决定公共事务，需要经过民意的检验，才能让管理者变成服务者，为国民而不是政府部门的方便服务。

以国民方便而不是政府部门方便为标准，外来人口多、治安不好不会成为把开放的自然村一封了之的理由。因为人们首先会问政府部门做了什么，而不是政府部门有哪些不便。人们会问，大兴区政府的9000万投入，为什么没有用于改善基础设施、增加就业和扶助居民自治，而是用于“建围墙、安街门、堵路口、设岗亭”。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政府应该督促北京律师业保持开放，保持人才流动，保持同业竞争，而不是相反。

至于政府对律师的管理，甚至根本没有必要。如果政府干脆退出对律师执业的管理，律师业也不会陷入无政府状态。行业管理在古今中外都很有效，只要行业协会的规章是公正的，选举是公平的，没有理由认为律师业必须要有政府管理才能存在。

政府管理律师的措施中，最有效的一招是吊销律师执照。这一直是悬在律师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正因为如此，面对管理者的侵犯，律师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忍受。但限制律师执业自由，将自然村变成封闭式社区，把上访、上诉和拍照的人送进精神病院，并不是彼此不相关的零散的事件，而是完整的三部曲。如果今天不能对抗“新政”的规定，此消彼长，律师们只会越来越不方便——最后将发生什么，只有天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