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这则新闻，我们不妨想想韩国的问责机制。近邻韩国在问责上的严格令人印象特别深刻。比如，1994年，韩国汉江大桥倒塌，当时汉城市长引咎辞职，尽管这个汉江大桥并不是他在任的时候修的。时任韩国总统的金泳三发表电视讲话，就此事件向全体国民道歉。1995年6月29日，韩国汉城三丰百货大楼发生倒塌事故，韩国当时的总理亦不得不辞职。

    不难看出，韩国的问责机制的一大特色在于，问责不只是官方内部按部就班地追查，同时还有着强大的舆论压力和民意压力，它们使得事故发生后，几乎没有任何一个人、任何一级组织、任何一个政党敢于包庇涉嫌失职渎职的官员。事实上，韩国的问责机制已经深入国民精神骨髓，甚至已经上升到文化层面，专家指出，这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韩国有着强烈的“耻辱文化”。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韩国社会的这种问责机制，给王家岭煤矿透水事故的问责带来重要的启示。

    尽管由于救援出现了“奇迹”，这次事故的伤亡大为减少，但是，这并不是减轻问责力度的理由，因为，救援“奇迹”并不能掩盖事故中客观存在的严重失职渎职行为。3月28日发生的透水事故造成153人被困井下，国家安监总局早前的一份通报显示，该矿施工过程中存在探放水措施不落实、劳动组织管理混乱、施工安全措施不落实等问题。此外，引发透水的原因至今也没有明确。对这些如果不从严问责，类似事故就难免层出不穷，而救援“奇迹”显然不会每次都能发生。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韩国相比确有差距，照搬韩国的问责机制未免被人以“国情不同”为借口推脱，但对照韩国社会的问责机制，在类似王家岭煤矿透水事故这样的重特大事故当中，相关问责还是可以做得更加深入到位些。比如说，不能只是由官方来问责，我们同样应该有社会和媒体舆论的问责，应该创造条件让媒体深入报道、充分监督，把一切责任都晒到阳光下来，这样才能使问责更加明确。我们也可以借鉴“民意问责”，对于有关部门、有关官员，不妨问问百姓的意见，看看百姓要求他们负责负到什么程度，有些官员或许依照现行制度来说可以“官照当”，但如果民意对他们已经强烈不信任，他们是不是也可引咎辞职以谢国人？我们还应该从现在做起，强化文化层面的问责机制，即进一步在全社会倡导荣辱意识，建立我们社会的耻辱文化，让那些失职渎职的官员懂得害羞、懂得“自责”！

    官方启动问责程序是必需的，但并不是足够的。之前，一些重大事故中，对官员的问责高高举起轻轻落下，被问责官员很快又“东山再起”。这次事故的问责程序尚未正式启动，指挥部要求生产经营单位按照事故调查的要求，做好有关准备，特别是一些基础资料、基本情况要实事求是。然而，只要问责程序本身存在漏洞、相关方面存在着推卸责任的可能，实事求是就很难落到实处。所以，在官方启动问责程序的同时，对事故的问责应该从舆论、民意等各个层面多管齐下，更加全面深入，特别是期待在事故中涉嫌失职渎职者能更多一些“自责”，主动地承担起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若能如此，王家岭煤矿透水事故的问责或许能开启我国问责机制建设的新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