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刚过，山西又有地震传言。这回传言来得凶猛，一些城市市民已经集聚街头，夜晚也不肯回家睡觉了。

自然又有辟谣行动。但看到辟谣文告的全文，实在不能说跟以前相比学到了什么乖。山西省地震局网站的辟谣文告全文如下，“‘近日有地震’的传言，请大家不要信传。保持正常生活、生产秩序。根据《地震预报管理条例》，只有省政府才能发布地震预报，其他任何单位、个人都无权发布。”

或许，很多人会想到前不久山西辟谣未几即发生中等强度地震的前事吧，那一次，辟谣的方式也是这样的，“只有省政府才能发布地震预报，其他任何单位、个人都无权发布”。确实，“其他任何单位、个人都无权发布”地震预报，但唯一有权发布预报的机关，难道曾经发布过地震预报吗？

地震预报科学上无解，这就是说政府有权发布，但实际上又无以发布。既然如此，辟谣实在是一个困难的事情。人们当然不希望谣传成真，很多人可能也未必认定谣传可信，但身历其境的人们如果有防范万一之意，似乎也并非不可以理解。不过，想想正是一年复始，那么多人聚集街头，正常生活被扰乱，无论从社会秩序考虑，还是从民众生计考虑，“等地震”的非正常状态都是令人忧虑的，应该尽早结束。

当然，纵观历史，在群体性的传言后面，往往既有恐慌的影子，同时也可能有秩序临时中断的些许隐性快意。传言造成一定的群体行动，或者群体心理共相，其表象与潜象并不见得完全一致。没有任何一种法律或者制度能够合理地阻止人们表现恐慌的情绪，既然如此，透过恐慌形式而产生秩序临时中断，几乎是一种无法有效追究的群体行为。对秩序临时中断的群体行为，可以如同孔非力作《叫魂》那样进行深度解码，其间所折射的社会心理、官民关系以及生活情境可能是深有意味的。

然而，无论如何，传言将如何演化，将持续多长时间等等，取决于权力与民众、事实与心理之间的微妙关系。秩序的临时中断，并不必定意味秩序的颠覆，它可能只是作为一种生活的临时意外，但辟谣的信度显然又与政府寻常已经拥有的信誉高度相关。深入探讨传言的生效、消失、辟谣机制、官民互动、心理角力等等，不是一篇评论可以解决的问题。

就事而论，山西此次地震传言，直接诱因在于当地为努力提高防震减灾综合能力，修订了《山西省地震应急预案》，并且根据省政府安排，在2010年1月6—13日，对预案涉及的军区、卫生、民政、宣传等部门进行为期一周的检查，为此，很多部门还专门开展各种地震应急演练活动。这些正常的演练活动，遭到了部分市民的误解，以为要发生地震了。

由此，我们必然要问一个问题：这个被误解的正常演练，是否先行向民众告知？省地震局网站在传言发生以后的辟谣中，对演练未置一词，只是强调“其他任何单位、个人都无权发布”地震预报。如果不是有新闻媒体追踪传言来历，我们甚至不知道传言源自何处，而从媒体的追踪报道看，也没有迹象显示这一场多个部门的演练和检查事先对公众进行了通报。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现在，一些城市搞防空演练，施放防空警报，也会事先广泛发布信息，告知公众某日某时将拉响警报，以为安民告示，也算是实现起码的知情权。山西是一个处在地震带上的省份，人们对地震信息、防震减灾安排无疑会高度关注，但全省范围内实行防震减灾演练和检查，修订《地震应急预案》，却未能形成事先的广泛告知，未能使人们普遍知情。误解和传言的形成是否与此有关呢？

一个众所关注的事情，在未向民众广泛告知的情况下，产生了“等地震”的社会反应，我想，这里面可能是有因果关系的。如此，可以说有这样一次“等地震”的反应，实在不是什么坏事。这是公开性不够的正常果报。

一次大规模的防震演练与检查没有事先公开发布信息，我很难猜测这是有意保密还是无意疏忽。如果是有意保密，那是防震与防民并进的，这出于何种考虑，又有何必要？如果是无意疏忽，那也表明民众反应实在还没有纳入政府行为的日常考虑之中。不管怎样，这里面可以看出权力的故步，而它面对的是越来越能行动的市民。传言，可以说是一种对信息不灵的特殊形式(甚至是歪曲)的抗议。(作者系长江日报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