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长春绝对是一位奇人。案发以前，他担任浙江台州市国土资源局局长，享有“才子局长”之盛誉。此人发表文学作品150余万字，著书八种，多次获奖。

　　2月5日，刘长春涉嫌受贿案在杭州借地开审，审判员来自仙居县法院。“才子局长”果然大才如海，进法庭就高喊“我不是被告人，我没有受贿”——开门见山，先声夺人，可谓“凤头”。随后便抛出“猪肚”，他所精心准备的自辩词：庭审期间，刘长春先后十多次主动举手请求念完这份“作品”。“豹尾”则由其辩护律师代笔。律师称，被告人原是正处级领导，而仙居检察院、法院只为副处级，低了一级，因此不能审判刘长春。

　　据人民网报道，律师此言一出，“引发了席上的一阵哄堂大笑”。这确实更像是一个玩笑。不过，当欢愉的笑纹缓缓消逝于嘴角，你是否品出了一丝苦涩？

　　刘长春的辩护律师以行政级别的差距为理由，对仙居法院的管辖权提出异议，是业务不精，或者无理取闹？我倒觉得，这是一种习惯性思维，不管是出自律师的工作经验，还是刘长春的授意，此前，他们一直以行政化的目光打量法院和检察院，以行政级别的高低来决定决策权的归属。长此以往，渐成惯性，于是有了庭上这一段令人忍俊不禁的质疑。

　　这能怪谁呢，深究起来，恐怕要各打五十大板。本来，行政权与司法权之间在进行一场持之以恒的拔河比赛，行政机关自然想把司法机关拉过来，纳入自家阵营；可是，司法机关不仅不加以抵抗，反而主动往上贴，那就让人怀疑，这是不是在打默契球。

　　法院的行政化是个老问题。其表现有四：法院及法官的行政化；上下级法院关系的行政化；法院内部审判业务运作方式的行政化；法官人事管理的行政化。

　　这里单说第一点。再可一分为二：其一是各级法院与行政机关一样，皆具有相应的行政级别，如县级人民法院属于副处级(新闻所言的仙居县法院即是一例)，中级人民法院属于副局级，高级人民法院属于副部级，这乃是行政权对法院系统的“格式化”；其二，经过了“格式化”的法院，则对其治下的法官进行“格式化”，尽管《法官法》从1995年就开始生效，其第七章规定了法官的等级，共分十二级，然而，现实的司法土壤早被行政权千里冰封，管它十二级，还是一百二十级，不过是镜花水月，一触即破——问问你身边的法官大人是多少级，也许他自己都不晓得。流行的分法，依然处于行政级别的浓重阴影之下：从副科级、科级，到副部级、部级，不一而足。这内外的双重“格式化”，足以将司法独立的内存扫荡一空。

　　其实，不但法院如此，检察院如此，大学、医院、国营企业等何尝不是中了行政化的毒，纷纷被吸入行政级别的权力金字塔。有人常津津乐道于大学教授享受厅长、部长级别的行政待遇，以为是百年难遇的殊荣，孰不知这是一种毁灭性的耻辱。法官的行政化与教授的行政化，是一个社会误入歧途的两大显著标志。

　　至于解毒之道，无非是司法独立、大学自治，然而，这只适宜作为缥缈的口号，不说也罢。还是更现实一点，为正处级的刘长春局长思量，倘若他不幸被投入监狱，倒不必自怨自艾，不妨向“同窗兄”周久耕局长那样，继续文学创作，周局长写小说，刘局长写散文，正可谓中国监狱文学的两大奇葩。(作者系青年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