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缴一天，税款从1万2千变成6万。翻番速度之快，令人瞠目结舌。而更让人惊讶的是，当当事人变聪明了，按照这位乡政府负责收税的李书记所言“你早来找我，我让你少花点钱就把这事给办了嘛”的训示行事，税款数额又从1.2万元减到了5000元。税收数额的大小，尽取决于当地一些干部的个人意志。而庄严的税收法律，却成了这些人胡乱征税时的“遮羞布”。所有这些，所暴露的不单是个别干部过高的征税裁量权，更是当地基层治理的制度性失序。

　　征税，作为政府的一项重要权力。其征收的范围与对象乃至数额，应该按照法律条文来执行。但对河北基层政府而言，这些法律条文已不构成现实的规范意义，或者按照著名历史学者吴思的观点，这些人在日常执法中，已经形成了一套自己认可的“潜规则”。当然，这其中也有所谓的“关系社会”人情影响的因素，但更多的是权力与利益勾兑的衍生品。

　　这种权力寻租现象，本不新鲜。但就当下中央频频向官僚主义打出组合拳的大背景而言，河北基层政府肆意扩大征税数额的行为，亦超出了一般的权力寻租常理，暴露出某种权力的“土豪”心态。这或许是因为两方面的原因：一则，个别基层干部文化水平并不高，现代政治文明，没有在他们心中扎下根；二则，关乎基层权力生态的监督渠道仍不够畅达。对生活在边远乡村的人们而言，发达的媒体监督与制度监督，就如摸彩票中到大奖，焦点访谈到乡镇，不仅官员想不到，民众也想不到。对更多的边远地区而言，所谓规范权力运行，可能仅仅只能依靠当地领导干部的道德自觉。

　　而就河北省河间市黎民居乡政府征税一事而论，这种道德自觉显然不堪一击。不独这征税的数额可以由个别人说了算，就连缴税也都交给了私人账户。而“过头税”等等，更是在河间地区司空见惯。这种基层治理的混乱与失序，按说早该引起当地上级有关部门察觉。但搜索相关新闻，并不能找到河间市的官方态度。而从新闻中，可以得知，这些基层所开展的综合治税工作源于“2013年度河间市下达的追缴税款任务”，但显然追缴税款不意味着胡乱征税，黎民居乡政府的征税行为理应置于法律的框架下，而现在，既然这些基层政府已经离开法律另搞一套，当地上级部门就应该及时做出反应，进行纠偏与惩处。除此之外，更高一级的调查也应迅速介入，比如河间市地区还有多少这样的乡镇，其它地区还有多少这样的胡乱征税行为，凡此种种，都有赖于“庙堂”与“江湖”打通沟通渠道，祭出重拳，规范基层治理秩序，真正做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