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不掉婆婆的房子，就撤媳妇的岗位。长沙拆迁工作，将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前发明的“连坐制”，传承得淋漓尽致。法律已经不是这级政府职能部门需要遵循的基本论据，他们唯一的依据就是自己的权力，与谭双喜之间的关系。谭老师是这个拆迁对象家庭唯一在事业单位上班的人，将板子打在谭老师的身上，是因为“老师有义务对家人和邻居进行法律宣传”。

　　这是一个莫须有的责任，是政府职能部门强加在一个所谓的“体制内”公民身上的权力要挟。

　　被要挟的，岂止谭老师一个。报道中说，在整个拆迁过程中，高音喇叭扰民、黑衣男子拔枪、投掷爆炸物，这些与依法办事完全背驰的下三滥手段无一不足。轮番轰炸的高音喇叭，传播的是“拆迁法律政策”宣传。当被要求拆迁的居民在小区的墙上设置了两个“法制宣传栏”，张贴国家政策、媒体报道等内容时，平民的“法制宣传栏”却遭遇强拆。

　　原本只有一个标准的法制，被扭曲成各取所需的强词，被强制成“只许州官放火”的一种声音。在这场拆迁逐力之中，活生生地上演着一出歪戏——最需要接受法律教育的枉法者，在给自己的受害者普法。

　　这是一场拿法律说事、却将庄严的法律踩在脚底下的强权游戏。谭双喜被“连坐”的书面通知曝光后，虽然这份明确标明谭双喜“临时调动”是按照天心区区委区政府及枣子园项目拆迁指挥部要求的决定，被天心区教育局党委决定撤销，但是，相关部门还是将下发决定的动因，推给了“应学校和谭双喜的要求”。权力扭曲法制、进而扭曲真相的强势，已经到了睁眼说瞎话的地步，令人扼腕兴嗟。

　　谭双喜遭连坐，是一个典型的一物降一物的权力生态链的结果。谭双喜是这个生态链中最底层、最末梢的那一个。一个小区的拆迁，成为一级党委、政府的决策之后，枣子园项目拆迁指挥部就可以挟权力的令箭，行权力的职能，就可以让教育部门降服于己，最终达到婆婆拒绝拆迁、端了媳妇饭碗的目的。在她的身上，我们既能看到现代权力相互簇拥的抱团力量，也能看到几千年前的封建连坐如何被现代文明社会所活学活用。而这只是人们时常慨叹的官官相护现象中的一个缩影罢了。

　　权力扭曲法制、进而扭曲真相的强势，已经到了睁眼说瞎话的地步，令人扼腕兴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