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刑事立案，难免让人怀疑与爆炸案的影响有关，但毕竟让处于犯罪“上游”的维权诉求纳入法定轨道。我们需要从中反思的问题很多，核心都离不开对冀中星所反映的被治安队员殴打致残进行刑事调查，因为这是评判后续执法部门对待冀中星诉求反应的基本前提。

　　一般来说，公民对于侵害自身权益的犯罪行为，有权向公安机关控告，要求追究侵害人的刑事责任。对于公安机关不立案，现有法律还提供了三种救济途径:一是申请复议，二是请求人民检察院予以立案监督，三是提起自诉。遗憾的是，本案中法律本应提供给冀中星的救济渠道，似乎悉数受阻。其要求警方以故意伤害立案却被认为是摔伤的，其向法院提起人身损害赔偿也两审皆输。而其后的上访，也没有开启那扇通往正义的法律之门。

　　此次当地警方为何又予以立案呢?虽然在法律上，立案并不意味着治安队员针对冀中星的犯罪成立，即便成立也不能为冀中星的犯罪行为提供口实，但是，至少刑事立案本身，已将之前执法机关的不作为全部纳入合法性疑问之中。当初警方为何不立案，其理由是什么?警方又为何要给冀中星10万元救助金?为何检察机关没有依法进行监督?为何法院没有提供及时的司法救济?

　　上述一系列疑问，都不能因为冀中星的后续犯罪而被掩盖，理应受到公开的调查与追究。现在看来，目前的调查只是开了头，仅限于公安机关对殴打行为的调查取证。而公众担忧的则是，这种对犯罪事实的调查，会否因为关联到执法机关履职尽责的合法性，而被刻意歪曲。如果证明该案符合立案条件而警方拖至今天才立案，便足以构成失渎职。

　　基于法治的思维，我们不能因为立案甚至故意伤害罪名成立，而推导出冀中星为维权实施犯罪的正当;同样，也不能因为冀中星被定罪量刑的结果，而反推出执法机关的行为无误。如何将一系列不正常的执法不作为纳入问责体系，将直接考验着我们所赖以依凭的地方法治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