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旭晟委员 本报 刘尚文 摄

　　本报 张斌 邓明

　　【百姓呼声】

　　我们这里原来叫白鹿洞镇白鹿洞村，是个典型的“城中村”。虽然去年实行了户籍改革，更名为白鹿洞街道办事处，但和周围的城市居民相比，我们的差别还是很大。一是不能享受城市居民享有的低保和社会养老保险。二是看病方面和一般城市居民享受政策不是在同一水平，仍然是新农合，基数太低，报账环节多，经常为几十、百把元钱来回折腾。三是小孩享受义务教育上学，按照属地管理本应进辖区、片区学校的，却很难进得去。四是就业难，基本上都是自己到外面找事做。

　　我们现在与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居民相比有一定差距，而那些还没有实现身份转变的农民工们与城市居民的待遇差距就更大了，自由迁徙更是问题。希望国家能拿出一个配套的政策和措施，给我们这些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居民身份，解决最基本的生活养老、就医、就业及小孩上学等问题。

　　郴州市苏仙区白鹿洞街道办事处居民 黄七斤

　　【回音】

　　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步伐，

　　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

　　全国政协委员、致公党湖南省委主委 胡旭晟

　　这位居民反映的问题，其实是城镇化进程中普遍存在并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我国目前的城镇化进程中，我们更多关注的是土地的城镇化，而忽视了人的“城镇化”。

　　由于种种原因，在我国飞速发展的城镇化进程中，大量转移到城市的农村劳动力没有成为真正的城市人口。虽然他们在城市工作，却无法在城市安家，没有被城市接纳，许多需求被忽略，尤其是对于1990年前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更为明显，漂泊的生存状态经常导致身份认同困扰。我们现行的户籍制度以及相关政策改革滞后，导致来自农村的务工人员难以真正融入城市。

　　户籍制度改革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但是，如果农业户籍仅仅只是改变了称呼，其他待遇没有跟上，那改革的实际意义就不大。因此，我认为，从小县城、小城镇自下往上推行户籍改革、逐步放宽户籍制度是个比较适当的路径。户籍改革其实是个系统工程，一方面，需要在城镇化进程中加强产业导入，解决农村劳动力入城后的生存问题;另一方面要加快户籍、住房、养老、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政策制度改革步伐，进一步消除城乡二元体制，大力推行社会管理社区化，不断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尽快真正实现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的所有公民的“市民待遇”，从根本上改变他们对城市的短期预期，使之增强新家园意识和城市归属感，尽快实现从农村到城市、从农民到职业人的两个转变。

　　【样本】

　　成都：试水自由迁徙

　　2010年11月9日，成都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全域成都城乡统一户籍实现居民自由迁徙的意见》，提出彻底破除城乡居民身份差异，推进户籍、居住一元化管理，充分保障城乡居民平等享受各项基本公共服务和参与社会管理的权利，到2012年，实现全域成都城乡统一户籍。

　　2011年2月9日，成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印发并实施了《关于统一成都市城乡就业失业登记管理和就业援助有关问题的通知》，作为城乡统一户籍实现居民自由迁徙的一项重要措施。2月10日，成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宣布，全域成都建立城乡统一的就业失业登记管理服务和相应的就业配套制度体系。2月22日,成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向社会宣布，按照全域成都城乡统一户籍实现居民自由迁徙的有关要求，自2011年4月1日起，成都市非城镇户籍从业人员综合社会保险与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并轨。

　　这一被誉为最激进的户籍制度改革进展顺利，根据四川省公安厅公布的情况通报，成都市已经实现了城乡户籍自由迁移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本报北京3月9日电)

破解城镇化投融资难题

　　王学东代表 本报 张目 摄

　　【声音】

　　新型城镇化建设将带来旺盛的投资需求，必须“壮大”、“做大做强”地方投融资平台，以解决城镇化投融资难题。

　　从1978年的17.92%到2012年的52.57%，中国城市化率平均以每年百分之一的速度递增，快速的城镇化成为中国发展的重要标志。

　　“新型城镇化建设将带来旺盛的投资需求。像湖南，2013年至2015年全省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需7210亿元，其中大部分集中在城镇交通网络、产业园区、供水排水、垃圾处理、保障性住房、城镇环境整治、城镇公共服务设施等政府投资类项目领域。”全国人大代表，国家开发银行湖南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王学东一直关注着城镇化建设中的投融资问题。

　　作为我国投融资体制改革的产物，政府融资平台发挥了且还必须发挥重要的历史作用。“十二五”及将来一段时期内，我国仍将处于城镇化、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地方政府尤其是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仍需面对交通、环保、市政等基础设施和水利、保障性住房等民生领域的巨大投融资需求。因此，必须“壮大”、“做大做强”地方投融资平台，以解决城镇化投融资难题。

　　【背景】

　　国家加大了对政府融资平台的监管力度，由此也逐步弱化了政府融资平台的功能。

　　为应对金融危机，2008年以来，我国实施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各家商业银行开始大量向地方融资平台提供贷款。各地融资平台通过支持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如高速公路、城市道路、地铁、供水、环境治理，棚户区改造，产业园区等，加速推动了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但由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快速增长的负债带来了财政和金融风险隐患，国家各部委此后又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加大了对政府融资平台的监管力度，由此也逐步弱化了政府融资平台的功能。

　　由于监管认定标准不同，融资平台在“退出”与“不退出”之间徘徊。因各金融机构政策不同，融资平台在现金流“全覆盖”与“被无覆盖”之间挣扎。为完成政府关注的某些项目，往往需要转化身份或打造新的主体。如承担保障房任务，必须进入平台;承担标准化厂房建设，又必须退出平台。

　　同时，监管部门将政府融资平台分为监管类与监测类，监管类目前仅能在收费公路、保障性住房、水利项目领域向银行融资，项目领域狭窄，且每一笔贷款需各银行总行统一授信、逐笔审批;监测类平台不得就保障性住房及其他公益性项目申请贷款，监测类平台发挥支持新型城镇化扩容提质、生态环境整治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功能弱化。

　　此外，由于贷款监管风险的“降旧控新”，政府融资平台贷款规模限制较为突出。

　　【建议】

　　强化政府融资平台的融资职能，扩大融资平台支持新型城镇化项目建设的领域。

　　目前，全国70%的省份已经制订了政府债务管理办法，在政府债务总体可控的情况下，建议支持地方政府给现有融资平台配置足够的经济资源并完善治理结构，促使融资平台成为资本规模大、投融资能力强，符合相关政策的独立法人，强化融资平台在新型城镇化资金需求与金融资金供给之间的桥梁作用并提高融资能力。

　　为更好地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建议扩大监管类政府融资平台贷款的领域，将原来规定的5类项目延伸至干线公路、农村公路、城镇片区综合开发、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城乡生态环境整治、特色城镇建设、水环境整合整治、城镇综合交通体系建设等领域。

　　在政府债务总体可控的前提下，建议允许监测类平台承担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允许政府以委托代建的方式进行回购。同时，根据项目类别和金额大小，对于承担新型城镇化公益性项目建设的监管类融资平台，允许银行总行下放部分贷款的审批权限至省级分行，以减少贷款审批的行政成本，提高银行评审效率及项目运作效率。

　　针对新型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需求量大、使用周期长、经济效益低的特点，建议鼓励国家开发银行发挥其融资额度大、贷款期限长等政策性优势，加大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