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贿慈善”之类案例，之前已经发生过多次；舆论达成的一个基本共识是：受贿的归受贿，慈善的归慈善。正如丈夫刻假章救病妻的案例，情感的归情感，法律的归法律。黄志光受贿百万捐寺庙，案情本身并不复杂，法院“其目的是为了捐资建佛，款项实际也系寺庙收取，黄本人没有非法占有该笔款项的主观故意”的认定，显然模糊了受贿与捐赠的界限。

　　显然，只要嫌疑人接收贿赂，受贿行为就已完成，至于受贿者如何处置这笔钱，只要不是上缴或者退回，就不应该影响受贿犯罪的认定。黄志光将100万捐给寺庙，属于对受贿款项的处置；换言之，以慈善的名义受贿仍是受贿，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

　　当情与法陷入矛盾时，丈夫为救病妻私刻公章逃费能够感动万千公众，却无法“感动”法律；反过来，黄志光受贿百万捐寺庙，公众没被感动，法律为何却已被“感动”得稀里哗啦？受贿犯罪的界限必须是清晰的，惟其如此，才不至于留给贪官们很多的“后路”，使其认为东窗事发前还可通过散钱来“补救”。

　　几年前，原湖南临湘市副市长余斌“受贿扶贫”的案例，曾经引发过激烈的讨论。相比余斌将受贿款用于扶贫帮困，黄志光将受贿款用于捐赠寺庙，其实根本不值得同情与宽容；为什么广州中院还会如此认定，值得反思。司法各自为政裁判不统一，不仅会给公众理解法律精神带来极大混乱，同时也会给枉法裁判留下极大的徇私空间。因此，这不仅是一个司法的问题，或许还是一个反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