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2日上午，广州日报记者林霞红到增城市人民法院旁听一起受贿案，通过安检后，欲携带手机进入法庭，被法警张美来阻止，双方发生争执，法警竟掐住了女记者的脖子往下摁，动作持续了两三秒。事后，增城法院反应神速，将张美来停职，并责成其向记者道歉，同时，主管法警工作的院领导和法警大队长向记者传达党组决议并致歉。

　　读此新闻，无比诧异。这些年来，我去法院旁听案件，应不下十起，每次都把手机带进了法庭，从未遭到阻止。一般而言，开庭前夕，法官会宣布，禁止旁听人员录音、录像与摄影，若有此需要，请提前与院方联系，待其批准；开庭之后，法庭会屏蔽手机信号。因此，庭上的手机，几乎全无用处(我只用来看时间)，实在无需惊惧。

　　即使如增城法院，门槛较同侪为高，禁止手机进法庭，那么，对于异议者，法警就有理由动武么？我见过种种法警，有怒目金刚，有低眉菩萨，大多与常人无异，却从未见过言语不和即拳脚相向的法警。法院是说理的地方，不是动武的地方，它适用“批判的武器”，不是“武器的批判”。一旦法院沦为演武场，法警沦为施暴者，最大的受害者未必是被掐脖子的记者，而是司法权自身，一脸暴戾的它，不再是正义的天使，而是正义的天敌。

　　我的一位朋友，将增城法院这一幕称作“司法公开被掐住了脖子”，堪称妙喻。不过在我看来，此中还有一个更致命、更迫切的问题：法警如此猖狂，底气何在，谁来约束；假如法院不能秉公，反而袒护法警，则谁来约束法院？

　　在此，法院扮演了一个尴尬的角色，当然这取决于它尴尬的处境。一方面，在强悍的政府面前，司法机关往往不由自主，被迫甚至惯于卑躬屈膝，所以我们才大力呼吁司法权不要再跪了，要敢于挺身而起；另一方面，待司法权从政府那边转过头来，便迅速变脸，高高在上，飞扬跋扈，仿佛行政权施予它的凌虐，它要加倍施予眼前的对象。所以我们有时会看到，法院专横起来，并不弱于政府；司法腐败起来，毋宁更加触目惊心。

　　说到底，我们的司法权所面临的最大困境，正在于不该受的制约太多，该受的制约却太少。法院常常被政府掐脖子，反过来，它便一把掐住了记者的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