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这名涉事官员的逻辑，自己非但无关生活作风腐化，简直就是一个风月场上的“活雷锋”了：先是在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被下套设计，然后又主动报警，拯救别人，“不希望有更多人被陷害、被欺骗”。这样的“逆转”令人眼花缭乱，难以理解。

　　只是，这样的逻辑实在经不起推敲，除了给这起色诱事件添加一些小花絮之外，并不能消除社会公众的疑窦。

　　既然当事人强调2010年被勾引后就主动报案，为何警方在当时没有启动任何查处行动？案发时的尹文还是副县级的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这样级别的干部主动报警，当地警方没有不受理、不重视、不行动的理由。而如果进行了调查，又是如何结案的？

　　不仅如此，当事人表示当时曾向组织汇报过，那么，当地政府是否进行过相关处置、又是如何进行处置的？这些问题，不应该轻轻放过。一个事实却是，涉事官员尹文的仕途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官照做，2012年，尹文被选为常宁市政协副主席。

　　这一过程中的周折，让人不解，究竟是什么原因，或者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导致了对这些腐化官员的查处被拖延？联想到重庆“雷政富案”起底的一波三折、遮遮掩掩，公众有理由怀疑，衡阳色诱事件的背后，或有更多的博弈与纠葛。

　　至少就目前而言，衡阳方面的案情披露仍缺乏一些关键信息，比如，这些涉事官员为什么会被设局敲诈？敲诈的金额多少？敲诈集团此前与这些官员的权力有没有交集？这些色诱事件仅仅是风月事，还是有着更为复杂的权钱交易、利益关联？又如，当地在2010年即掌握了相关信息，何以在三年之后才“重拳出击”，“严肃查处”？而且，这其间还有官员照常升迁？

　　凡此种种，似乎都应该有一个说法，不能含混过去，更不能简单地定性为作风腐化事件。

　　当地政府与其习惯性地将问题引导风月场上，还不如以最大的诚意，面对公众质疑，回应社会关切。毕竟，总是“被色诱”，不仅会加剧社会公众对于官员的恶感，也无助于挽回当地官场已经溃败的“面子”。